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13)

1894-1895年的战争，使横滨的华人和日本人对国家和民族身份有了共同的认识。对于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一种政治实体；就华人而言，他们围绕中国人的法律地位而产生了民族团结和自卫的意识。区分敌我的必要性，暂时掩盖了其他的集体身份认同。
民族区分是在对抗和互动中产生的，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日本人开始用一些新的贬义词，如“支那人”“清清”称呼华人，它们在横滨街头的冲突中流行开来，使民族冲突渗入杂居地的地方社会；第二，战争期间日本政府着手管理、管控华人，将华人这一法律范畴与通商口岸的其他国家公民区别看待；第三，华商在与日本商人和西方商人的经济对抗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催生了华商的危机感和团结起来的需求。一方面，以上三种形式的对抗，导致2/3的横滨华人回国。另一方面，留守的华人发现，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地位比以前更直接地与中国国民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种族和民族的区别，并没有消除或阻止同化及其他社会交流。华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友谊、通婚和经济交易仍在继续，他们仍被认为是地方社会的参与者。最好将民族团体的兴起理解为一种观念和优先性的改变。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经历，迫使个人从民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并且将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然而，这一过程还只是被动地划出华人的范围，是被他人归类和描述，是感知到民族的界限，而不是民族自觉。华人的共同反应能力低下，且仅限于中华会馆。此外，也没有迹象显示存在一个“民族核心”，或者说，定义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内涵、象征或领袖。直至流亡华人领袖到来，横滨华人才被塑造为积极的中国国民，而华人领袖自己也受到了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的刺激。这一过程将在随后几年里从华人早期的民族团结意识中锻造出一种政治意识。

（本文摘自韩清安(Eric C. Han) 著《横滨中华街（1894~1972）：一个华人社区的兴起》，尹敏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