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10)

1907年阿兴裁缝铺的广告
民族国家之镜
战争带来的变化对横滨影响深远：战时来自社会的不公待遇和官方的猜疑，使华人和日本居民间的社会分歧更加严重。但在这个时候，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并不单纯来自共同的想象。对于横滨华人来说，对中国的认同感与他们对故乡的依恋分不开，包括乡土文化、方言、故乡、血缘等。战争只是改变了这些认同的相对优先顺序。战争之前，横滨华人很少关注清政府及其资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但当冲突爆发时，精英华商们在经济上受到了影响，而随着治外法权的终结，劳工阶层的福利和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总而言之，战争使他们作为中国国民的地位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
外交秩序的变化也导致了华人社区和日本人社区的永久分界。战争的结果确立了日本帝国在清帝国面前的文明国家地位，以此为契机，日本帝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就不平等条约问题重新展开谈判。尽管1895年德国、法国、俄国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并引发日本对西方野蛮的强权政治的强烈不满，但此时日本和列强站在一起，要求中国让步。在这种大的政治形势下，华人和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区分开来。本章选取了四个例子，阐述战争如何以复杂的方式重塑横滨的社会生活。这些例子告诉我们，首先，横滨华人的生活不能从文化、语言和种族方面进行简单分类；其次，战争如何加剧了创造这些类别的归属倾向。
引言中提到过的横滨华人鲍棠，就是一个在横滨认同和中国认同间摇摆的典型例子。他是一个嗜赌如命的人，没有受过任何职业技能训练，做过工头、油漆匠、职员等各种临时工作。简单来说，他有不良嗜好且属于劳工阶级，是后来日本人想象中典型的“支那人”。因此，他很有可能在1894年8月被当作“乱民”而被遣送回国。但他没有被驱逐出境，因为根据第137号敕令所提交的登记材料显示，他受雇于德国贸易公司迈耶（A.Meier）。那时，他已和沟吕木满寿结婚。鲍棠在横滨的社会根基使他相信，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自己仍可以留下来。
鲍棠和沟吕木生活在一个多文化交融的世界里。晚年的鲍棠，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和横滨文化认同上都留下了独特印记，他既是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支持者，又是横滨著名的烧卖创始人。沟吕木则是众多跨越了民族界限，以华人的方式生活的日本女人之一，她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日本国籍，娴熟地使用广东话，在中华街的华人中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婚姻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当鲍棠赌了一晚上后天亮才回家时，夫妻俩会在街上大吵大闹，这是出了名的。但他们一起生养了九个儿女，把餐馆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