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12)

尽管真相大白，《日本》杂志还是轻率地得出结论：“父亲或母亲一方是外国人的混血儿，是很容易叛变的。”在19世纪末的日本，恐怕就算郑成功再世，也会因为混血身份而受到怀疑。尽管缺乏证据，但有关清朝间谍的传言仍然存在，并且刺激了单一文化意识的苏醒。1894年10月有谣言称，一名女间谍，据说还是清朝官员李鸿章（1823-1901）的情妇，因口音怪异而被发现并遭到逮捕。《日本每周邮报》的编辑将这个和这类故事归结为对战争的狂热想象，这种判断可能是对的：“这个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在容易上当受骗的东京媒体那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谣言。”
这种偏执预示着一种通过民族范畴认识事物的极端观念的兴起，这种倾向将持续至下一个世纪。另一个例子来自《每日新闻》上的长文，关于一位匿名的中国人和他的日本朋友。文章内容是交战双方代表就战争、遣返、个人安全等问题进行的对话。文章末尾，日本朋友劝说他的华人朋友留在日本，因为“日本社会绝对不会伤害像你这样本分的中国人”。我们无法确认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很有可能两人都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典型。但对读者而言，这正是他们所扮演的真实角色。
尽管如此，这篇文章对这位匿名中国人的描写，还是强调了他与横滨的深厚渊源。他的“财富在横滨的中国居民中数一数二，是香港上海银行的股东，在日本居住了20年，妻子是日本女人，两人育有一子”。这一描述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居住在这个通商口岸、家境富裕且环境适应力极强的华人。这篇文章还试图总结中国人对于日本和甲午中日战争的看法。当被问及希望日本胜利还是中国胜利的时候，“他没有回答，但看来对日本获胜并不反感。我们应从中看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动荡局势的想法，以及他们对日本没什么敌意”。
这种乐观主义令人震惊，因为其公然试图从这两人身上看到中国和日本帝国关系的直接反映。中国人表现出的矛盾心理，被记者解读为对日本没什么敌意，这可能也暗示了他与日本朋友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横滨社会中的共同身份。他作为邻居、朋友、丈夫、生意伙伴、股东等的社会身份，通过民族与国家的视角来看是模糊的。战争之前，人们根据文化和语言的界限来看待彼此差异，这些其实是容易克服的；战争之后，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变得至关重要且彼此排斥。如果将讨论带回中华街的街头，当华人和日本人以“东洋鬼”和“清清”辱骂对方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已经很难看到，更不要说表述多重身份认同了。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