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9)

正如战争促进了日本人的团结一样，它也为华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创造了条件。1894年6月和7月的相关报道提到，与商人阶级的消极反应相反，华人劳工阶级最开始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无动于衷。但这种态度在针对中国国民的新法律框架出台并规定了中国人向神奈川县登记的义务后立马发生了转变。这些法规同时对几项经济活动实施了禁令，包括贩卖烟草、酒水，更不妙的是，它将中国人置于日本法律的管辖之下。
治外法权的终结，让华人劳工阶级面临的威胁尤为突出。此前，中国国民不受日本对赌博和吸食鸦片的法律禁令的影响，很多人预计，日本政府强化法律管控时可能会发生冲突。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麦基弗在8月2日会见了几名清朝外交官员，制定了一项极端的政策，以处理可能触犯日本法律的“乱民”。他们共同决定，将赌徒、鸦片贩子、瘾君子以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列入黑名单并驱逐出境。买不起票的人由中华会馆赠送，但禁止他们以后再进入横滨。最后，日本警方押送近500名“乱民”，以及222名自愿回国者至“海洋号”（S.S.Oceanic），后者于8月4日抵达上海。
当然，这并没有彻底消除华人犯罪，也没有终止法律纠纷；日本司法权很快就受到了考验。早在9月1日，横滨地方法院审判并认定一名中国人犯走私鸦片罪。在9月10日较早宣判的一项民事诉讼中，日本米商金子绘造指控一个名叫阿兴的华人裁缝在1891年向他买了米，欠了10日元48分至今未还。原告律师承认，“没有借条，因为两人很熟，觉得没有必要立字据”。此外，诉讼时效规定，法律诉讼必须在最后付款日的一年内提出。但金子并没有向中国领事法庭提起诉讼，并且辩称诉讼时效应从司法管辖权被移交给日本之日起重新计算。法官判决金子败诉，理由是司法管辖权的转移不可能改变诉讼时效。虽然法院在这一判决中没有表现出反华倾向，但金子的诉讼表明，一些日本人认为和华人居民算账的时候到了。
因此，战争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变化，迫使中国人，不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共同应对危机。他们不得不依赖中华会馆，这个机构正从一个活动范围狭窄的广东商人会馆演变为一个自称代表全体华人社区的团体。事实上，中华会馆监督并资助了遣返华人劳工回国的工作，并负责根据第137号敕令为留守的华人进行登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朝驻日公使馆恢复工作，中华会馆继续发挥广泛作用。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华会馆发挥了更积极的领导作用，从单纯的发放商业和移民许可、人口普查，到参与国际抵制运动和政治抗议。通过这些方式，中华会馆促进了华人公众意识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