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8)

另外，随着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益膨胀、对中国人的鄙视日益加剧，日本政府的保护显得杯水车薪。即使在第137号敕令颁布后，横滨聚居区里对华人的迫害仍在持续。尽管日本本土媒体否认任何针对华人的骚扰，但11月10日《万朝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横滨的华人很害怕日本儿童，后者在街上做模仿甲午中日战争的游戏，为了避开他们，华人在街上走得“和骑自行车一样快”。在横滨华人的集体记忆中，日本儿童会朝他们扔石头。如果考虑到几十年后针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类似行为，可判断这一说法大致可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报纸呼吁保护华人，反而加深了这样的印象，即横滨街头的暴力冲突确实在发生，或者说有可能发生。明治时期的法学家有贺长雄也无意中证实了反华氛围，他曾吹嘘说，华人“只需承受社会的侮辱，但很少遭受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
艺术也刺激了大众对华人的反感。当川上音二郎（1864-1911）的剧团8月31日在东京首次公演《日清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时，受到了观众的狂热欢迎。《日本每周邮报》报道，首演途中还发生了一场意外：
当一个被打败的“中国人”沿着花道（通往观众席的舞台通道）走时……一个男人忽然从台下的观众席上跳出来，抓住这个所谓的［中国人］，大声抽打并大叫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是演的……那个演员……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反而很高兴，把这次攻击归咎于自己完美的化装和对秃头清清（chanchan bōzu）的逼真模仿。
几天后，暴力观众参与演出的状况再度出现，一群头脑发热的人跃上舞台，解救在剧情里陷入清军埋伏、正遭到重重围困的日军。
10月，当川上的剧团将该剧带到横滨时，同样引起了骚动，每次演出都有三至四名观众受伤住院。政府颁布的不要虐待华人的命令，显然被大众媒体上的反华情绪所湮没，这种情绪加深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民族界限，并导致了明显且持久的后果。这种虐待氛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散。河原操子，一位多年来致力于上海和内蒙古女子教育的教育家，回忆自己1900-1902年在横滨逗留期间，华人对她和其他日本人的帮助并不领情。她认为，这是因为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华人继续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
除了社会风气之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促使许多华人关店回国。战争使日本商人从已离开或恐惧万分的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份额，攫取特许经营权。截至1894年11月，朝鲜半岛境内的日本商人已经在与华商的竞争中占据明显上风。日本商人还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将日本的军事胜利转化为经济胜利。在横滨和东京杂货行业总会的领导下，他们发起了针对华人商店的抵制运动——随后日本砂糖商也参与进来——并要求取消通常由华人中间商收取的、存在于日本和西方商人之间的中介费用。两个行业中的华商最终屈服，日本商人成功取消了多项费用，降低了佣金，削弱了华商的经济地位。华商无力发出一致的声音；直到1899年组织起横滨华商会议所，他们才动员起来，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