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的觉醒：甲午战争前后的横滨中华街

华人在通商口岸横滨
由于民族国家兴起，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东亚，19世纪的社会秩序随着政治秩序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终迫使中国和日本都根据西方的规范来处理国际事务，也就是说，在名义上相互平等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开展外交，并且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处理商业事务。这终结了在东亚延续两千多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帝国主义扩张和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的国际贸易和联系日益增多，国与国之间的民族、社会以及领土边界越来越清晰。
不同力量间碰撞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在东亚地区设立的通商口岸。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期间惨败给英国，被迫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又在1843年签订《虎门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给予英国片面最惠国待遇，还限制清政府制定进口关税的权力。1844年，美国和法国也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了相同特权。1853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将军率领一支美国炮舰中队前往日本，并在1854年迫使日本统治者做出类似的让步。1859年，日本开放了三个通商口岸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其中就有横滨，同时规定了治外法权，并限制日本政府向对外贸易征税的权力。
和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一起，华人在通商口岸的条约体系下进入横滨。他们在所谓的外国人居留地内建房经商，这是一个被运河环绕的地区，在地理和法律层面都与日本内地区隔开来。华人买办和华商在西方人的商馆里生活并工作，担当日本和西方贸易的中间人，获得巨额利润。
哈罗德·S.威廉姆斯（Harold S.Williams）在1958年的作品《日本外国人居留地故事集》（Tal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in Japan）中，这样介绍在早期外国人居留地的商业活动中无处不在的华人：
在那个年代，当你走进商人的事务所或外资银行，或者敲开外国人住宅的门，接待你生意的都是中国人。厨子全是中国人，家仆也基本是中国人。英国使馆的管家、脚夫和厨师都是中国人。去银行或外币兑换店兑换外币，或去买火车票，为你服务的还是中国人。
这些条约使横滨从一个沉睡的渔村变成了国际贸易和交通的枢纽。横滨的对外贸易量超过了日本其他所有通商口岸的总和；实际上，日本所有的外国游客都是通过横滨入境的，同时日本生丝几乎都是从这里的仓库被发往世界各地的。这个城市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棒球和赛马最早从横滨传入日本，并且日本的第一家面包房、冰激凌店和酿酒厂也诞生于此。在横滨本村大道一段被称为血街（Blood Street）的街道上，西方的水手、流浪汉与日本的女招待和流氓都混在这条街上的低级酒吧里。社会地位较高的日本人也享受着横滨的国际性消费文化，比如：小说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就经常光顾这里的欧美书店；来自东京甚至更远地方的食客，会特地来横滨品尝中华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