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吴文光去山形纪录片节的路(5)

崇敬钦佩望其项背等等心理作用下，那天和原一男对谈他的电影与创作，我是一个“仰视的提问者”。谈话持续两个多小时，望着视频那边原一男身居填满各种物品如仓库工作室，我最后说的押尾话是：非常敬佩原一男先生在那么狭小工作室却拍出那么大的电影！
那天和原一男对谈是在秋山的中文日语切换中进行，两个多小时中我感觉非常惬意舒畅，完全没有“语言沼泽”感。来自秋山的中文和日语，两种语言A和B一样自然切换，铁路两条轨道一样并行伸向前方。我当然能够明白，这并非出自所谓“职业译者”之功，是秋山，她也是这条轨道上的同行者，从28年前共同走来，从一个“选修中国文化”大四学生，走到“中国独立电影”大学讲授者研究者（包括两个儿子的母亲，以后可能会是一个或更多孙辈的奶奶）。
2020年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网络上和原一男和秋山共同相处，中文日语吚哩哇啦叽里咕噜在空中飘荡，感觉我29年“与日本纪录片走来”像一部电影——准确地说，像一个慢动作回放——我看到：人的度过，时间的流淌，岁月的存在。我还看到，更多曾经一起“走过”的人，包括那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比如小川绅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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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绅介先生是我“去山形的路”的导向牌。“导向牌”此处意思源自我的体验，不只是自己影片展示舞台，或希望登上高光打亮掌声迎接颁奖台，或认识人与朋友见面并happy的festival——我不排除我和上述有关，只是想强调还有更多——比如说，道路的延伸与方向。此“道路”延伸之漫长和通往方向，非我当初所能认识并遥望得到。
因为山形影展我和小川绅介相遇，因为小川绅介我被引领到30年后的现在。在这其中作用于我的，我称之为“小川精神”。30年，足以涵盖我人生事业路的主要部分，漫长，曲折，难以悉数道尽其间人和故事，即使我“跳剪”“蒙太奇”，有些故事和人是没法省略的（依我的感情作用也不愿“跳过去”），比如“去山形的路”1991年10月铺到我脚下之前，有些人和故事就出现了。
再说点“前叙”的话，1991年是《流浪北京》这部片子带我去山形影展的，倒退三年，1988年8月开始拍《流浪北京》第一个镜头，张慈在北京胡同一个院子，“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还没出生，第二年（1989年10月）山形影展问世，那时《流浪北京》还是一些分散寄存在朋友处的素材磁带。又翻过一年（1990）我在昆明一个朋友管钥匙的单位剪辑机房里“蹭机房”弄出初剪并有了《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片名，我还是不知道“山形影展”（甚至连“纪录片”这个词也不知道）。实际我不知道任何与纪录片有关的电影节（当然听说过戛纳威尼斯，它们赫赫有名光芒耀眼到我觉得“和我无关”，或者说不敢想吧）。阴差阳错，山形影展的路铺到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