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吴文光去山形纪录片节的路(4)

先说2010年5月，65岁原一男和他的四部纪录片（也是他所有纪录片）落地北京草场地工作站，这是原一男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中文版翻译和制作由草场地工作站策划和制作（字幕翻译是季丹和冯艳）。原一男的电影以及他的讲座和工作坊，对我和一些年轻纪录片人启发影响巨大，包括对当年刚起步的民间记忆计划回村与影像创作，原一男影像核心之“行动”可以说就是直接刺激。此话题展开写会扯出很长篇幅，暂且略过，直接跳到10年后的今年我和原一男重逢对话。
实际2014年我和原一男有过重逢，那年原一男邀请我和章梦奇去他东京的“电影训练营”做放映交流工作坊。我一直好奇原一男纪录片创作的“少产精做”（70年代至90年代20年间只有四部片子），2010草场地和2014东京我和原一男两次相遇都问过他以后的拍摄打算，他回答是一带而过，感觉谈论这个兴趣不大。想到原一男最后一部片子是剧情片，我猜测大概他不想再抱起“记录摄影机”。

然后就到了2018年我在台湾纪录片影展看到原一男4小时片长《日本国vs泉南石棉村》，接着两年后的今年上海电影节看到6小时片长《水俣病曼陀罗》，后来知道原一男最近20年都耗费在这两部片中。不只是耗费年头和超长片子，还有影片刺向“社会公害与人心损伤”尖锐深刻度，我再次感受到面前站着的，不是一部片子一个导演，是一种精神和气质，这种精神气质从我30年前去山形路上就碰到，小川绅介，佐藤真……无数日本电影人集合凝练一起的一种“日本精神气质”，我找不到一个词来概括它，也不能准确周全描述出来，只是靠感觉并感悟着。今年四月，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审片看完原一男《水俣病曼陀罗》，回想两年前看他的上一部片子《日本国vs泉南石棉村》，我在笔记写下：这样的纪录片人中国还没生出来。
我没把这句话在后来和原一男对谈中公开，是觉得这只是我的一种偏极端表达，不希望被误读引向无聊争辩中。也许中国已经有原一男这样的电影人只是我不知道，或者中国本来就不需要这样的电影人。
就是这种背景和心境中，2020年7月下旬我和原一男有了一次线上对话。
那天和原一男的对谈，我们在网络上面对面，人在异地（我猜测原一男在东京，我在鄂北丘陵一个被叫作“47公里”村子）。原一男依然黑发如丝，精神抖擞，75岁（在中国可称“高龄”）之人，依然可以青壮年一样8年拍一部4小时片子再12年拍一部6小时片子（题材之敏感内容之复杂牵扯面之广），我只觉得网络视频中的那个原一男让我惊诧：这个人为什么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