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长文|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吴文光去山形纪录片节的路(6)

影展進入尾声，参与者在颁奖典礼后的惜別酒会大合照。图 © 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赤沼明男摄影山形影展之前，先有香港国际电影节，即《流浪北京》首映地（其中也是一个故事，《流浪北京》磁带被一个朋友随身带去香港，大概出自喜欢给人看了，磁带就这么流到香港影展负责纪录片单元的黄爱玲手里并被选入放映。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拍这部片子我当时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但羞于认作是“作品”。）有了香港影展放映，接着有了山形影展和福冈影展的看到和选片，两个日本影展的邀请信差不多时间寄到我这里，时间是1991年5月。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两个影展名字。
两封日本影展的邀请信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日本寄来的信。这以前我和日本的故事停留在“读”和“看”，前者是川端康成《雪国》三岛由纪夫破腹自杀，后者是《望乡》《追捕》“寅次郎”，我和日本没有发生过现实生活中“人和人故事”，日本只是一个被我在远处“读”和“看”的国家。
第一个和我有具体故事的日本人出现了，他是刈间文俊，在两个日本影展邀请信到来前，他就出现在北京东郊十里堡一个居民楼我当时借居的一居室里。
我在正在写的“1990”一书中写到刈间文俊的出现，摘抄如下：
《流浪北京》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后，给我带来的第一个反应是刈间文俊，他是日本人，东京大学老师，研究中国文学和电影，中文当然非常流利，他来北京找到我，说香港国际电影节他去了，看了《流浪北京》想来找我聊一聊。
我当时住北京东郊十里堡，刈间文俊他打面的（当年北京满街跑的黄色小面包出租车）来，下车跟我往住处走，他比我大两岁，胖，走得气喘吁吁，边走边回头看，说看看有没有“尾巴”。刈间文俊说的“尾巴”我当时不是太明白指什么，后来知道了，说的是“跟踪”。我当时觉得刈间文俊偏夸张，我这种人哪够“跟踪级别”（以后我知道了，刈间文俊不是表演诙谐，他这方面是“老经验”）。
1991年5月刈间文俊来北京找到我，很正式的采访，后来他写的文章登在日本一个杂志，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延续下去，我和日本的杂志电视台采访做节目、包括我的第二部片子《我的1966》，刈间文俊都是一个“二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