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除却传染病的隐喻化和污名化——读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2)

与结核病相类似，艾滋病也被人们加诸丰富的想象和不着边际的诠解，诸如艾滋病是侮慢人伦和破坏血统的行为所致，于是艾滋病患者被推上了道德法庭的被告席和审判台。那些在生理上尚没有死亡的患者，却在巨大而无形的道德谴责和舆论压力下，放弃治疗、陷入沉沦以致提前结束了生命，由此可见罹患传染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边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传染病隐喻化，无辜的患者需要经受病魔和“隐喻”的双重摧残，换言之，隐喻是各类传染病患者死亡的主谋和杀手，“隐喻”后的传染病比真实的传染病更为狰狞与恐怖，这让桑塔格感到异常不安和极度愤懑，她坦承“无休止的隐喻将导致一个鬼魅般的影子世界存在，将使世界失去感觉和活力，”为此她以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为武器，向愈演愈烈的疾病隐喻现象发出宣战。
隐喻是一个英语词汇，是指以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理解的隐喻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人们对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之所以谈“病”色变，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上先天已经存在让人心寒胆怯的传染病，而在于患者面对疾病隐喻的施加而死于非命；二是传染病的病理或症状昭示着某种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又被人们用来作为某些相同属性事物的隐喻；三是传染病无疑会造成人类的死亡，而人们往往从政治角度和社会层面寻找死亡的根本原因，却忽略了传染病本身呈具的致死性功能；四是传染病的内涵边界应该是固定的，一俟疾病隐喻被揭露并遭到批判，以隐喻作为治理社会群体手段的运行方式将被终止，桑塔格在书中所探究的那些隐喻化现象大体都能从这四个角度得到合理解释。
蔑视陈见陋识的“思想护照”
通过对结核病和艾滋病隐喻化的深入抉发，桑塔格得出被隐喻的传染病患者生不如死、其精神痛苦远比病痛折磨更为致命的结论，毕竟道德评判使患者蒙羞受辱、丧失尊严，而这又与文明社会提倡的临终关怀南辕北辙。如何修正和改变传染病隐喻化这种状况？被称为“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的桑塔格在书中主张“反对文化阐释”，强调“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这正是桑塔格精神面相的显著标识，也是这位致力于维护人类尊严的人文主义者坚执的道德信仰，只是，通过“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有点过于理想化，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和艰巨的任务。
如前所述，疾病隐喻化在西方由来已久，早在远古时代，传染病隐喻就与政治话语纠缠在一起，就与原始习俗密不可分，牧羊人放牧羊群时必然要面对羊群罹患的传染病，诊治的方法就是依靠神父祷告和巫师祈祝，这种天启式的信息传达机制是中世纪西方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拥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事物隐喻化传统，这种基脉绵长的隐喻化传统在一些著名学者和作家那里得到充分印证，德国大哲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到“对纯粹实践理性来说，激情无异于癌症，而且通常无药可医”，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描述“我的头和肺在我还不知晓的情况下就达成了一个协定”，英国诗人雪莱在看望患病中的同时期另一位英国诗人济慈时安慰道“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这些圣哲先贤的形象表达和理性论述，汇聚成一座以疾病为主脉的浩瀚无垠的隐喻群山，据此桑塔格一方面认为如果没有隐喻，人类就可能失去思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