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州四大书院见证文化兴盛与商贸繁荣(4)

而越华书院之影响，还不仅在教育领域。1839年初，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主持禁烟，即以越华书院为驻节行辕，带领地方官员体察民情，制定禁烟措施，并推行查烟贩、筑炮台、练水勇等一系列举措。曾任广州越华书院及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堂长的著名学者、史学家、地理学家梁廷枏，也发挥自身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出谋划策，给林则徐以很大支持。
鸦片战争之后，曾经由商人捐资、接收商人子弟的越华书院大不如前。斋舍讲堂因经费穷绌，颓败失修，教学条件日渐恶劣，无法聘请名师大儒主讲，其地位渐被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取代。
世称“九江先生”的名儒朱次琦、“东塾先生”陈澧都曾入读越华书院。前者门人有康有为、简朝亮等知名人物，后者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提倡朴学，造就了“东塾学派”。清代词坛“粤东三家”之一叶衍兰也曾主讲于此。
应元书院
开办第一年会试就出状元
宋代以来，广东书院渐从山林之间转入城市。清代的广州城位于越秀山与珠江之间，东西以濠水为界。清代广州官办书院主要分布在今广州市越秀山和中山路一带，围绕着清代广州衙署区而建。这样既便于官府加强对书院的监管，同时建于越秀山麓，靠近主城区也便于书院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如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时就曾提出书院的院址应是“山水幽胜，去省亦不甚远，在不喧不寂之间。”
应元书院于同治八年(1869年)由广东布政司王凯泰在越秀山麓的应元宫创办。王凯泰曾师从阮元。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举，后入李鸿章军幕，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重臣的联名举荐，迁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年)任广东布政使。《清史稿》列举他在广东的政绩：“裁陋规，省差徭，覈厘捐，丈沙田，濬城中六脉渠，增建应元书院。”
应元书院的院长李文田在广东文化史上很有名。他是咸丰九年(1859年)的探花。李文田操守耿介而端正、学问淹雅广博，被在京的广东名士奉为魁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试。典试正座为吏部尚书徐桐，副座为礼部侍郎李文田。据说李文田看了梁启超的试卷后被深深打动，可手头名额已满，便去求徐桐给一个名额。但徐桐讨厌梁启超的卷稿“牵引古义，越出绳尺”，因而拒绝了李文田。李文田无奈，只得在梁启超的卷子上批了一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