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诗作的“感伤颓废”(2)

对于李氏这种唯丑、颓废的倾向，评论界早有察觉。黄参岛就曾称李氏是一个“唯丑的少年”，指出李诗具有波德莱尔“以丑为美”的倾向，“厌世、悲观、颓废、感伤是其诗歌的基调”。不过当时这种评论，是就李诗的创作特色而言的，并无贬义，反倒是肯定这样的诗“才是上了西洋轨道的诗”。
20世纪30年代，李金发开始受到来自左、右两方的夹攻：现代评论派的梁实秋指责他“模仿一部分堕落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模仿所谓‘象征主义的诗’”；左翼诗人蒲风则批评他的诗所表现的只是在时代大潮面前“落伍的人们的苦闷”，等等。这就开始显现了对“颓废”予以否定的趋势。
到了20世纪50—70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于李诗“颓废”倾向的批判更加升级。有人说“李金发留学法国，巴黎的那种霉烂生活，使他沉浸在官感的享受里，形成了他的颓废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而在诗歌创作上则是“法国象征派诗那种逃避现实的以幻梦为真实，以颓废为美丽的‘世纪末’的思想和他的思想起了共鸣”。国内通行的高校文学史教材则尖锐批评李金发的象征派诗“充满了感伤颓废的色彩”，认为其离奇的形式“正是为了掩饰他那种颓废的反动内容”，所以将其归入新诗发展途中的“逆流”，称其“所起的作用是反动的”。这样，“颓废”就从一个诗歌的美学倾向变成了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问题，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彻底否定。
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北大孙玉石提出不能将自然界和政治斗争中的“逆流”概念用来定性文学艺术流派中的各种复杂奇异的现象，他的这一看法也得到了老一辈新文学史家王瑶先生的支持，这才引发学界对于李金发大量以丑恶事物入诗和颓废问题的重新思考。
孙玉石首先在《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一书中，澄清人们对象征派“唯丑”倾向的误解，说明象征派诗人“不是为嗜丑而写丑”，而是“在丑的描写中表达了美与丑相互转换的观念”，而李金发“正因为追求美，他便更憎恶丑”，“丑恶，死亡和梦幻，便都纳入了他艺术表现的视野”。
此后，孙玉石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一书和《论李金发诗歌的意象构建》等文中，继续对李金发这种“唯丑”的倾向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研究的特点，正像他研究“晦涩”问题一样，主要是在学界对象征派“以丑为美”的倾向已成共识之时，他则在对现代解诗学的倡导和实践中，将这一理论共识落实到对李氏具体诗作的解读之中，回答了李金发在诗歌创作中究竟是怎样让“丑”的意象显示出“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