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人策兰的世界里，他唯一忧惧的是代表作令读者感到愉悦｜此刻夜读(4)

诗集的第二部分，由自成一体的《死亡赋格》构成。这首诗在《罂粟与记忆》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受到关注，吸引了评论家和读者的目光。需要强调的是，此时还没有哪一部问世于1945年后的德语诗集，能像《罂粟与记忆》一样如此热烈地为文学圈所接纳。几乎所有懂诗的内行人都立即意识到，此诗集作者有着超常的天赋。但是，人们对策兰的诗歌，特别是对《死亡赋格》的解读方式并不让人感到欣慰（如果说在尼恩多夫表现出的抵触行为源于天生心理上有所保留，那么现在的情况则是同一心理的另外一面）：诗作被视为对奥斯维辛恐怖的“清结”和“克服”，人们能够—即使作为当事者的德国人也能够—融入其中，最终甚至能使诗歌阅读变为一种享受。有几个例子大概可以作为佐证：海因茨·皮翁特克说它是“纯的诗”和“奇妙的蒙太奇”；保罗·沙律克认为，它终于“道出了不可言说之物”；
汉斯·埃贡·霍尔图森在《水星》（Merkur）上发表名为《五位年轻诗人）（Fünf junge Lyriker）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死亡赋格》“逃离了历史血腥的恐怖之屋［……］以升华至纯诗的以太”。作家“将主题变得‘轻松’，以一种梦幻、超越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属于彼岸的语言使它得以超脱”，从而“能够清结”他的主题。这条始自50年代的接受路线一直未有中断，一直延续至60年代。在亚历山大·雷纳特—霍雷尼阿那里，《死亡赋格》被赞誉为“近二十年来最崇高的德语诗”，奥斯维辛事件由此“被纯化，甚至被神圣化”。

黄灿然译本，雅众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些评论家都将自己的评价视为一种褒奖，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使诗歌尽量远离罪恶现实，远离牺牲者历史的做法，其实是对诗歌的贬低，是对作者意图的歪曲。他们希望逃避确乎存在过的大屠杀事实，并由此推己及人，认为诗歌和诗歌作者也抱着同样的想法——强调并安享审美上的和谐。这样的做法，无异于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犹太人的排斥。如果《死亡赋格》所招致的大都是此类反映，如果它在并不热衷于回忆的经济奇迹期，能够赢得读者，那么，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固有着这么一位“隐含读者”，一位属意于此类恼人阅读方式的“隐含读者”？保罗·策兰必是——愈来愈惊恐地——觉察到这些问题。他从中吸取了教训，怀着沉重的心情，潜心锤炼自己的语言达数年之久。1958年12月2日，策兰在写给文学研究者让·菲尔格尔（Jean Firges）的信中言简意赅地表述（此时艰难的历程业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