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5)

战争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工业化和全球化，并且通过造成巨大伤亡使得劳动力短缺，从而降低了失业风险，那么为何观察到的不是再分配需求的减少，而是福利国家的扩张和累进所得税税率的提高?
本文认为，要回答这些难题尤其是福利国家扩张的动因和时机，需要结合上述两类文献考察国际战争对国内社会再分配需求的塑造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对该需求的回应。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将军事动员和牺牲、个体的社会流动和国家的再分配政策联系起来，实现国际结构、国内政治和个人三个意象之间的互动。该框架认为，军事技术决定了军队的阶级结构，而国家需要采取相应政策对所动员的阶级进行补偿。具体而言，18世纪的军事革命带来了军队阶级结构的下移，造就了大众军队。在和平时期，这种对民众的军事动员为普通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是对民众军事参与的重要补偿方式，而向上流动的预期会抑制民众的再分配需求。在战争时期，大众军队的牺牲使得向上流动的希望破灭，民众进而要求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进行直接补偿，促进了以再分配为基础的福利国家的扩张。
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各国纷纷备战但总体上缺乏大规模国际战争的19世纪的“百年和平”时期，即便工业化带来了很多社会风险，福利国家也并未扩张。这一扩张要到两次世界大战造成重大牺牲的20世纪才得以实现。
为论证上述理论，本文的结构如下。首先，回顾关于战争和福利国家构建的相关理论，着重指出这些理论在解释军事动员和战争如何影响社会的再分配需求上的不足。其次，本文将建构理论，详细论述军事技术、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再分配需求之间的关系，并推导出相关假说，说明近代以来的国家间军事活动如何影响福利国家尤其是作为其财政基础的累进所得税的发展。再次，利用国际社会调查（ISSP2009）的微观数据和1800—2010年19个西方主要国家参战和累进所得税税率的宏观数据系统检验上述假说。最后，结论部分将讨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历史变迁，并回到对“三个意象”分析方法的反思，以本研究为例讨论引入微观基础对这一分析方法的改进。
二、战争与福利国家研究
对战争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两门学科，社会学对战争的系统研究才刚刚开始，但是致力于福利国家研究的社会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战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将解释福利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文献分为“需求侧”（影响社会对福利和保障需求的因素）和“供给侧”（影响国家对社会福利供给能力的因素）研究两类，那么可以发现早期学者主要将战争作为影响福利国家发展的供给侧因素。例如，蒂特马斯指出，福利国家是政府以收入再分配为主要途径，为保障公民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和重要事件（出生、上学、工作、就医、退休等）中的福利水平所做出的所有干预的统称。这种国家干预涉及税收、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领域，必须以极强的国家能力作为前提。这种全面管制社会各领域的能力是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所不具备的。战争是将这种崇尚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国家转变为对市场和社会加以全面规制的福利国家的最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