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7)

主流文献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研究何种因素会影响社会对福利国家的需求，但这类研究所识别出的“需求侧”因素却很少与军事和战争有联系。目前强调“需求侧”因素的主要有两种理论：工业主义逻辑和权力资源论。工业主义逻辑主要强调增加社会风险的两大结构性变迁，它们分别是工业化和全球化。工业化一方面带来了工伤、失业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瓦解了家族、教会等社会组织，让解决新旧社会问题的传统方式失效。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面临上述问题的社会便提出了对公共福利的需求，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与此类似，全球化意味着商品、资金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其将国内的产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暴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增加了国内公民失业和收入降低的风险。为应对来自全球市场的挑战，国内社会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与强调结构性因素的工业主义逻辑不同，权力资源论关注福利国家背后的能动性因素，即哪些行为者在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并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工业化和全球化等结构因素催生了对社会保障和再分配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不会自动导致政府政策的出台。只有当具备此种需求的社会行为者向政府施压并迫使其采取相应行动时，对社会福利的需求才会转化为社会政策。权力资源论认为，支持社会再分配的社会行为者是工人阶级。这是因为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从而能够将工人物化为劳动投入品，并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为了改变这一劣势地位，实现自身的去商品化（摆脱受资方支配的投入品地位），工人阶级只有运用政治权利（集会、结社和投票的权利），动员手中唯一的权力资源———人数，通过罢工、组织工会和投票等方式支持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上台，推行有利于工人的再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项目。
总而言之，工人的去商品化需求是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可见，关注福利国家“需求侧”因素的文献认为，降低社会风险和去商品化是促进福利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两类社会需求。然而，由于这两类需求都与军事活动和战争不直接相关，因此它们无法解释以下重要事实：19世纪以来，主要西方国家旨在进行收入再分配的累进所得税和社会立法都是在重要的国际战争之后推行的。工人的去商品化需求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会因战争的爆发而增强或减弱，因此聚焦于去商品化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何历史上的收入再分配和福利国家更多地在战争后出现。同样，根据工业主义逻辑，社会风险来自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压力，而军事动员和战争恰恰会干扰甚至破坏这两个进程，因此这一理论也无法告诉我们为何福利国家的发展在战争后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