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8)

综上所述，不管是关注福利国家的“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因素，主流理论都无法解释福利国家以及作为其再分配基础的累进所得税的引进时机，即为何福利国家和累进所得税制总是在重大的国际战争之后扩张。“供给侧”理论遵循了反转的第二意象的研究传统，其注意到了国家间战争对国家福利提供能力的塑造，但是却忽视了军事活动对福利需求的影响。这种停留在宏观层面的互动为国内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但却不能解释制度变迁的最终走向。而“需求侧”理论虽然关注了社会对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多来自工业化、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社会经济因素，没有直接将战争视为自变量，因此也无法解释国际战争和福利国家扩张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认为要解释福利国家发展的时机问题，必须将上述两类理论结合起来，探讨军事动员和战争如何塑造社会的再分配需求。
三、军事技术、社会分层流动和再分配需求：一个理论框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陆军元帅费迪南·福煦（FerdinandFoch）有句名言，即所谓“战争永不变”。这句话虽然揭示了战争残酷、破坏和无序等恒常性，但却掩饰了战争的社会基础的历史演变。事实上，战争的社会基础，即武装人员的社会来源、构成和动员激励模式，一直都在随着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西方国家进入现代以来，其战争的社会基础已经从前现代的小规模职业军人团体（如贵族军队和雇佣兵）转变为大规模动员的普通平民，催生了所谓大众军队或公民军队，西方世界也由此进入大众战争的时代。关于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已有许多军事史家做出了精辟分析，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大众军队产生后对国家构建的影响，尤其是大众军队的出现如何影响福利国家的发展。大众军队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将平民大规模地以预备役的形式转变为士兵，必然会对国家提出提供社会福利的职能要求。
这是因为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的是秩序、闲适、稳定和可预期的未来，这种平民惯习与战争所固有的混乱、纪律、颠沛与高度不确定等特性格格不入。因此，平民与职业军人团体不同，他们不具备后者所具有的那种从事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身体和心理准备，也不享有后者为实现这种准备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和文化（如武器训练体制和旨在激励参战的荣誉传统等）。用军事史家詹姆斯·希恩（JamesJ.Sheehan）的话来说：“极端复杂、创建并维持着大规模预备役军队的军事机器，被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所笼罩：平民士兵———构成军队的工人、农民、店主和公务员———是否有意志和能力去承受战争的严酷性。军事领袖担忧他们的士兵可能无法抛弃平民习惯，无法去做保家卫国所不得不做的事。”换言之，大众军队自诞生起就面临着平民惯习与战争特性之间的固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