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论文|西方国家间战争、个体社会流动和福利国家的军事起源(6)

这是因为只有工业化时代的全民战争才能凭借极强的破坏力和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威胁迫使国家为生存而做出改变，脱离“守夜人”状态，全面动员和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高国家的汲取和行政能力。战争结束后，战时动员虽然已经停止，但这种增强的国家能力却维持了下来，为向福利国家转型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战争让国家具备了全面供给社会福利的能力，因此被视为影响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供给侧”因素。
蒂特马斯的这一观点与同样关注战争和国家关系的蒂利不谋而合。蒂利认为“战争打造国家”，即战争是塑造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但与蒂特马斯不同，蒂利的着眼点并不只是福利国家，其历史视野也并不局限于工业化时代。蒂利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欧洲各国间严酷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军事冲突迫使它们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税收体系，从而增强国家能力和军事实力。简而言之，战争促进了国家建设，这一观点在安德森和曼的著作中也有体现：前者认为瑞典在18世纪对普鲁士的持续进攻是后者走向现代国家的重要条件；后者则主张工业化战争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关系，对国家专制型和建制型的权力形成都有影响。
蒂利的“战争打造国家”理论是一个关于战争和国家构建的普遍理论，关注国家与战争之间的总体关系。其虽然讨论过民族国家、帝国和城邦共和国这三种政体类型间的竞争，但并没有探究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不同类型及其在不同类型间的转变，例如前面提到的从守夜人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因此，蒂利的理论无法解释福利国家的出现，即为何在地缘政治压力下求生存的国家会把宝贵的资源花费在与军备无关的福利项目上?换言之，虽然蒂利认为外部竞争能够迫使民族国家回应社会需求，但其却不能告诉我们民族国家为何会选择社会福利这种非生产性的再分配政策作为具体回应方式，而不是其他的既能兼顾社会需求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力提高的生产性公共政策（如经济政策）。对于蒂利理论中以军事活动为中心的战争国家到底是如何转型为福利国家，我们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即便是希望直接解释福利国家的蒂特马斯，也难以为这种转型提供全面的解释。
蒂特马斯仅仅将战争视为能够影响国家福利供给能力的“供给侧”因素，而未能说明对于福利的需求来自何方。换言之，虽然战争对国家能力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但这是典型的宏观层面的反转的第二意象的解释，更多是在探讨国际结构客观上给国内政治创造了何种条件，对于提高了的国家能力为何会被用于供给社会福利而不是其他，蒂特马斯却没有做出解释。为了对自身理论对微观基础的忽视做出辩解，与同时代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H.Marshall）一样，蒂特马斯也持有社会进化论的立场。他认为福利国家是现代国家转型的必然方向，因此在分析中假设被战争所增强的国家能力一定会被用于社会保障项目。本文认为，国家能力的行使方向是不能用假设一笔带过的，其之所以会被用于提供社会福利和收入再分配，一定是因为社会提出了这种需求。也就是说，要想全面说明军事活动和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的关系，除了将战争视为影响国家的福利供给能力的“供给侧”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军事活动能否构成一种影响社会对再分配和社会福利的要求的“需求侧”因素，从而构建出立足微观基础的反转的第二意象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