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原则》第二部：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投资(6)

关于王朝周期，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我们这个研究也是和瑞·达里奥思想相似，多增加了一个视角，就是考虑它的治理体制。甘阳等（2020）研究表明，古代中国存在着贵族和官僚体制的循环往复。官僚治理是基于能力的选拔机制，而不是基于血统的继承机制。达利欧的《原则》称之为“精英管理”(Meritocracy)。
白雪石等（2020）认为，中国在王朝兴盛时，往往都是采用的官僚体制。而在王朝进入衰退和无序的时候，往往采用的是贵族的体制。同时，王朝还存在着对文和武的推崇转换周期。在王朝之内，王朝前期“尚武”，王朝后期“崇文”；在王朝之间，秦、汉、元尚武，而魏晋、唐、宋、明、清崇文。王朝是否强盛，则与“崇文”或“尚武”无必然联系，而是取决于是否建立的是官僚体制而非贵族体制（图2）。
图2 中国王朝的制度分形

来源：白雪石、孙恺健、沈非若、吴浪（2020）
在全球宏观策略的语境下，王朝的强盛意味着经济的一般均衡的实现。均衡的实现正式依赖于官僚体制之下，社会和人形成的一组合理参数的组合，使经济走向上均衡路径。而在均衡路径之外的任何参数组合，要么是走向过度消费的庞氏骗局，要么是走向过度投资的储蓄漩涡。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王朝强盛是必然中的偶然，而正确的国家治理机制则将使强盛成为偶然中的必然。
东周时期的战国七雄是一个绝妙的自然实验。七国采取的不同发展方向带来了不同的结局：燕国过度节俭，但是没有消费与过度的资本积累相匹配，最终坠入储蓄漩涡而灭亡；齐国、楚国、赵国与之相反，不论是国君的奢靡，还是统治者的内斗，以及贵族的分权，都带来了国家巨大的消费开支需求，让它们滑向过度消费的陷阱。消费没有储蓄和资本积累为支撑，经济模式成为庞氏骗局；韩国以法家思想统御人才，魏国国君心胸狭窄，都导致了人才的大量外流，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下，国家也没有走上均衡路径。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秦国作为七国中唯一走向均衡道路的国家，是它厉行节俭，强化国家权力的结果。商鞅变法建立的耕战制度抑制了过度消费，提高了资本存量，获得了统一六国的有利地位。尚武的官僚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强盛的第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