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原则》第二部：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投资(7)

第二种模式是崇文的官僚体制，也即唐宋模式。唐宋模式是实现的是世俗和平民的均衡。唐宋的崇文直接带来了兵役制度的改革，实现了兵与民的分离。老百姓开始在和平时期有了安定的生活，自由从事消费活动，科举制度保证最好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官僚体系，人口素质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唐宋均衡建立在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提升的基础上，是一种正义均衡（图3）。
图3 唐宋社会发展在RCK一般均衡模型下推演

来源：白雪石、孙恺健、沈非若、吴浪（2020）
站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角度，我们就非常好理解在中国历史上它的辉煌是如何实现的，而19世纪以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迅速衰落的历史，也使中国人民定当从苦难当中总结了历史的教训。
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也可以从历史大周期的角度来理解。在中国上一个历史的低谷期，也即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时，全球主流历史观由三位德国哲学家的思想主导，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下才能有中华民族再度崛起、再度复兴的逻辑空间。
第一个哲学家是斯宾格勒，他的观点是历史就像自然的四季一样，有春夏秋冬，到了冬季，历史和文明最终会走向消亡。在这种哲学思想下，传统的中华文明可能已经消亡，需要建立新的文明。后来德国的纳粹思想正是在斯宾格勒的历史消亡论影响下产生的。
第二个哲学家是黑格尔。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人类历史是在地球上自东向西演进的过程。黑格尔认为最早的人类文明出现在中国和印度，然后转移到中亚，接着是希腊、罗马，直到大英帝国的崛起。黑格尔的历史观意味着，中国是最早出现辉煌的一个文明古国，属于中国的辉煌也已经过去。
所以在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意味着在矛盾的对立、转化和运动的过程当中，矛盾的解决将会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中华文明完全有可能走出第二轮曲线。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刚刚经历了达利欧所说的货币、信贷、债务和经济活动大周期的崩溃，而资本主义文明的哲学体系是没有弱国的一席之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是中华文明再度复兴的唯一的希望。因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