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国语运动如何改变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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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来自东方历史沙龙（第161期），主题：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彼岸书店），嘉宾为：王东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持嘉宾为谭徐锋（青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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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徐锋：各位，今天非常感谢来参加王东杰教授的学术沙龙。我是北师大出版社的谭徐锋，今天有幸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教授。东杰这本书也酝酿了很久。这位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文楠，而且他们二位还是朱维铮先生的弟子，也算是同门。我对东杰兄的研究一直比较关注，他原来最早写的不管是国学或者国粹保存，他这20多年的研究，我感觉都和国粹有很大的关系，原来做国粹、国学保存运动，到后面关注近代大学里面参与的国家建构，国家的地方的整个的声音，包括现在的国粹和国学这一块，这里面“国”字这个词相对于外来者、他者的建构，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者提出，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文化改为国语，后面因为从多方面考虑，国语如果从整个国家来说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它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国语的这个词的建构也是有它的时代性的。
从现在来说有点不见得。要写这么一本国语运动的书其实非常考验心力和智力的，因为这本书的整个的架构不仅仅涉及到我们历史学者可能不太熟悉的语言学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和我们可能现在所认知的常态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出一个学术史，或者出一个历史学的发展的脉络有很大的差异。下面有请王教授。
王东杰：谢谢各位远道而来，谢谢谭主编，谢谢文楠。关于这本书我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坦率地说这个书稿交了之后，我就不想再去讲它了，因为在这个课题上花的时间够长了。其实关于“国语运动”，还有很多问题我这本书里没有讲的。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准备写很多。但是大概写到七八年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不赶快结束，这本书可能就永远写不完了。拖得太久。另外呢，我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包括学术表达的方式，我的认知也有一些变化。如果我现在再来写它，我会尽可能地对读者友好一点，少给读者设置一点障碍。可是这些障碍已成，我也没有办法，如果要大改，要花更多的力气和时间，也就只有这样吧。为此我先向读者道歉。
我想谈一下我怎么想到写国语运动的。刚才徐锋主编说我做东西基本上很多和“国”有关，好像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成长起来的那时候，中国的理想主义还没有破灭，那时候还没有变得很“厉害”，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国家”真的有一种特别的感召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小的时候真的准备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远大的事业，在我小时候确实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人会被时代推着走，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我的想法逐渐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国”的感受变得更复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幼年的这个理想可能真的推动我不断地去审视国家（当然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前一段时间看到刘志伟老师和孙歌老师的对话录。它里面特别谈到历史学怎样对待“国”的问题，怎么样跳出“国”的局限，获得更宽广的视野。这其实也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所以我早期的时候做博士论文，写四川大学的国立化，其实想从一个地方的角度探讨“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