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谈契诃夫：他生活在19世纪，思想属于20、21世纪(11)

1890年后的契诃夫创作已经走向成熟，其作品可以不加选择地拿来阅读。
1890年是契诃夫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年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实现了穿行西伯利亚到萨哈林岛考察的壮举。萨哈林岛是流放犯人的聚居处，契诃夫在这个岛上住了三个多月，遍访了所有的岛上居民。
与萨哈林岛之行直接有关的小说有四篇：《古塞夫》（1890）、《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凶杀》（1895）。
《古塞夫》的创作缘起于契诃夫坐海船归国途中的一次触目惊心的见闻——船上死去的两个人被包上帆布扔进了大海。海船在锡兰停靠后，契诃夫便写了《古塞夫》，写的就是两个善良的俄国人——古塞夫和巴维尔·伊凡内奇在海轮上病死后，被包上帆布扔进了大海。“这当儿，海面上，在太阳落下去的那一边，浮云堆叠起来，有的像是凯旋门，有的像是狮子，有的像是剪刀……”
《在流放中》写两个在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一个年纪较大的叫谢敏，一个谁也不知道姓名的年轻的鞑靼人。谢敏随遇而安，常说“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就连在西伯利亚人也有幸福”。年轻的鞑靼人却还眷恋着故乡明月和爱妻，他最后走到谢敏面前，用夹着鞑靼腔的俄国话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
不用说，契诃夫的同情是在这个年轻的鞑靼人一边。
《凶杀》是契诃夫的一个更为深思熟虑的小说，他想用这篇小说来描摹一个他在萨哈林岛上看到的流放犯人的“犯罪史”。亚科甫当年因一时情绪失控杀死了弟弟马特威之后，被流放到了萨哈林岛。小说的尾声就是萨哈林岛上的“杀人犯”亚科甫的内心独白：“他思念家乡，把心都想痛了，他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家乡去，……一心想没有痛苦地生活下去，哪怕只活一天也好。”
但萨哈林岛之行的最大收获，还是《第六病室》。从这个小说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就可以断定这个小说的社会价值。
作家列斯科夫（1831—1895）读过小说叹息道：“这就是俄罗斯！”
少年列宁读了后感觉到他“自己也仿佛被关在这第六病室了！”
半个世纪之后，作家爱伦堡（1891—1967）重读《第六病室》后“就想到了契诃夫到萨哈林岛的旅行”。
《第六病室》能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的这声控诉：“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