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谈契诃夫：他生活在19世纪，思想属于20、21世纪(23)

小说以娜嘉的最终出走结束：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从前俄罗斯的有些研究者曾言之凿凿地说娜嘉是要去参加革命的。因为1905年、1917年俄国都发生了革命。
这样的论断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契诃夫在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时在她（即娜嘉）面前现出一种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虽然还朦朦胧胧，充满神秘，却在吸引她，召唤她。”
那“新生活”还是朦朦胧胧的，但一定是美好的。1940年，丹钦科重排《三姐妹》，说此剧的主题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契诃夫的创作或隐或现地传达着这样一种“渴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也是契诃夫能打动世世代代的读者的原因所在。
二十
在契诃夫生前与死后，有很多评论他创作的人，地位最高、分量最重的当然是列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不喜欢契诃夫的戏剧，就如同他不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但托翁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有极高的评价，把他称作“散文中的普希金”，认为俄国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内）论小说写作的技巧都不及契诃夫。
托尔斯泰喜爱契诃夫小说有个生动的事例。《宝贝儿》（1899）发表之后，托尔斯泰将它如获至宝，一再地当着家人和客人朗读这篇小说，还写文章赞美，称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以无限的爱去爱未来的人”。
在契诃夫去世的第十三天，托尔斯泰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他对死者的概括性的评价：
“契诃夫是一位无可比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的优长是，它不仅能让每个俄罗斯人感到亲切，而且也能使任何一个人感到亲切……他是一个真诚的人，而这是个了不起的优点……借助这个真诚，他创造了新的，在我看来是对全世界都是全新的文学形式……我重复说一遍，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形式，丢掉一切虚假的谦虚，我要说，就技术而言，他契诃夫高于我，他的作品可以反复重读……契诃夫的逝世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我们还失去了一个杰出的、真诚的、正直的人……这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的人，可爱的人……”
托尔斯泰这一席话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契诃夫创造了新的小说形式。
二，契诃夫的创作特点是与契诃夫的人格特征有关联的。
爱伦堡1960年写的《重读契诃夫》一书中，也指出契诃夫的“简洁”风格是与契诃夫的“谦虚”性格相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