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彝海结盟的方法论意义(3)

”[⑧]在此，党把少数民族的解放和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民族解放，才能实现民族自决，这就使过去对自决的含混理解变得明确，避免了强调自决权而可能导致的分离主义的倾向，是对民族自治理论的发展。四是阐明了党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自下而上的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来。5月17日，朱德就渡过金沙江后的工作中心问题致电何长工、黄火青，指出“地方工作除最重要的扩红外，应利用一切机会发动群众，广泛武装群众，繁殖小的游击队，特别要用各种方法，进行彝民中工作，武装他们组织单独的游击队，发动他们反四川军阀斗争”[⑨]。从红军长征在进入凉山前后密集发布的诸多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民族理论不断根据革命实践发展，为红军在凉山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红军模范地创造性地在凉山彝区开展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贰  彝海结盟体现了党和红军民族工作的方法论智慧
面对未曾经过革命影响、民族矛盾较大的凉山彝族聚居区，要贯彻落实好党的民族平等、民主团结政策，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至关重要。1934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⑩] “彝海结盟”能够成功，红军靠的不是运气，而在于创造性开展了闪烁着哲学智慧的民族工作。
01了解民族历史，调查民俗风情
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11]。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为了尽快从彝区北上过大渡河抢占战略先机，避免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采取了系列卓有成效的调查摸底工作。
一是组织先遣队，成立民族工作队专司彝区情况调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铁厂村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12]，并决定组成以刘伯承任司令的先遣队，同时成立以萧华为队长的民族工作队，“随先遣队进行部队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13]，先行北上侦查探路，并调查凉山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以便有效开展彝族地区民族工作，赢得广大彝族群众的支持。刘伯承是四川省开县人（现重庆市开州区），熟悉四川情况，且在川军中享有一定的威望，对凉山彝区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正如和他搭档做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所说，刘伯承是老四川，在“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比较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