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穿军衣，吃小米，住窑洞，为什么你爱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诚的青年，都想来‘朝拜’，都想来取得‘经典’。”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革命圣地召唤着知识青年
1936年11月，陕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出狱。丁玲出狱后，立即逃离南京，成为第一位来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泽东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赠予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卞之琳、范文澜、陈学昭等众多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小镇，中共中央落脚后苦心经营，陕北的面貌焕然一新。1936年第一个正式到达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入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违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作家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她从南京来延安的路上，看到国民党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看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乞丐。
正像斯诺、丁玲所说，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边是贪官多、难民多、乞丐多、伤兵多、黑市多、妓女多……贫穷，污秽，灰暗；一边是，“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朝气蓬勃的延安以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和鲜明形象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