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5)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得更加形象生动：“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革命的熔炉
——“洋包子”与“土包子”打成一片
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时的心理是：“我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定下“来去自由”的政策：“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也有不适应延安生活的同志，不久又离开了，何穆与陈学昭夫妇就是一个例子。
1938年8月，何穆和陈学昭夫妇来到延安。何穆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留学法国并获文学博士学位，是著名作家，她被安排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两个人到延安后，工作积极性很高，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革命事业。可是日子一长，矛盾出现了。何穆是科班出身，工作认真，认为延安医疗界一些人有游击习气，他提出的正规化医院建设的建议，因为战争环境、敌人封锁而没有被采纳，他一时觉得工作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的作用，萌生了重回国统区的念头；陈学昭也因为生活上的不适，愿意跟丈夫一起离开延安。离开延安前，李富春代表中央为何穆夫妇送行，他叮嘱何穆，回到重庆后，有困难就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联系，并郑重表示，若愿意回来，一如既往地热烈欢迎。何穆夫妇于1939年1月离开了延安，回到重庆开了一家私人诊所，面对昂贵的物价、特务的盯梢、黑社会的勒索，日子过得艰难，以致他们的男孩患病后因经济拮据不能及时治疗而夭折。
他们想：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为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可取之处？经过重庆与延安的反复对比，何穆夫妇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两个人都在1945年入党。
1938年3月，萧军到达延安。毛泽东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派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和培元热情地为萧军安排时间与毛泽东见面。萧军一点不领情：“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毛泽东毫不见怪，亲自上门拜访。萧军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是毛泽东的座上宾。萧军在工作中与一些作家产生矛盾，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他性格炽烈，一次与人吵架时竟然拿出了刀子，还几次提出离开延安。毛泽东多次与萧军谈心，还写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