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6)

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萧军在延安感受到共产党人对党外文化人的真诚与包容，不再嚷嚷着离开延安。
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甘宁边区，毕竟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着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许多刚到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适应、与军民融合不到一起的问题。同时，中共党内军内的一些同志还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瞧不起知识分子，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毛泽东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批评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这些要求，体现了把知识分子纳入党的体制、改善党的结构的战略思考。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以及下功夫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工农的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重大举措。
中央出版局翻译和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中宣部编印的《整风文献》规定了22个必读文件，引导青年知识分子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在鲁艺教书的诗人卞之琳说：“跑来延安的四方青年，对于新知识也如饥似渴，不限于在抗大、陕公等院校学习的，大家都经常人手一册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我自己当时未及而立之年，在这种读书浪潮里泡了一阵，也初窥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径，使我日后在自我检验所作所为和明辨周围事态是非真伪当中，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受用不尽。”
唯物辩证法、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理论联系实际、工农兵等词汇携带着崭新的世界观方法论进入知识青年的头脑。
鲁艺实验剧团演员孙铮是“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1943年7月辗转来到延安。在学习讨论会上，孙铮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事情：事情做得不好，后来认识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评；看到别人的缺点，可以提出批评，帮助别人进步。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孙铮的父亲孙泽余科举及第，官至汉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孙泽公出任冯国璋政府教育次长，陆军中将；姐夫张先举是雍正王朝军机大臣张廷玉之后。在孙铮的记忆中，孙氏大家族的人从来都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从来不曾有过自己反省的时候。面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她感受到一股荡涤灵魂的清风。她毅然拒绝了家庭提供资金让她出国留学的机会。她说：“大家庭有什么留恋的，连批评自我批评都没有！我不能要这些金银财宝，我要坚决走抗日的路！”词语就这样携带着方法论进入一个人的头脑，掀起头脑风暴，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