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8)

1940年初春，范文澜教授历经险阻抵达延安，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交给范文澜一件任务：编出一本中国通史。范文澜从1940年8月开始写作，到1941年5月撰写出《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25万字。如此速度，除了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还得力于他熟练地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以及来到延安后受到的教育和鼓舞。1941年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编写出的第一部中国通史。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
“我把自己/投进你的光圈里/我看见每个人头上/都照着同样的光圈。”词作家公木说：“我居然同小我八岁的郑律成同志动手写起《八路军军歌》来，写了就唱起来，既无人授命，也不曾送审，这是多么充分的创作自由心态的表现啊！”他和郑律成合作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成为人民军队的军歌。
民歌、秧歌、剪纸等向来都是自生自灭，这些从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延安被升华到文化艺术的高度。《兄妹开荒》《拥军花鼓》……历史上许多不入诗入歌入画、不能上舞台的人和事被文艺家写进了作品。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被新的时代装进去了。
一部《黄河大合唱》，唱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一部《白毛女》，彰显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事实。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画卷，预示着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社会即将诞生。
见证延安文艺革命的萧军说：“子孙们向我们发问，日本鬼子是怎样被打败的？中华民族怎么艰难地从屈辱中跋涉过来？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他们：请读一读延安文艺！”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青年知识分子面前打开一个崭新的空间。融入延安的知识青年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
“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仗；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这是朱德总司令为鲁艺“抗战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书写的挽联，更是对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度颂扬。
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改变了革命队伍的面貌，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胡松涛)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