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7)

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空谈习气，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画家张汀说：“整风以后，都觉悟到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现在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作家吴伯箫离开延安时说：“从延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
同时，工农兵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在延安，知识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习惯在机关和部队逐渐流行开来。延安不生产笔，所有的笔都是带进来的。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录》中说：“人们把老掉牙的钢笔插在衣袋里，只要能弄到手，即使他们不会写字，也要把钢笔插起来，这是他们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样子，从延安知识分子那里时兴，后来流行到工农兵当中，流行全国。
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毛泽东格外高兴，他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反帝反封建队伍中有知识青年组成的一支军队
1939年12月，毛泽东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他环顾会场，脱口而出：“满堂青年，朝气蓬勃。”“朝气蓬勃”这个词由此诞生。
青年是朝气蓬勃的，延安是朝气蓬勃的，所有革命者都是朝气蓬勃的。
毛泽东说：“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干事业的广阔舞台。
毛泽东带着年轻的胡乔木编写了“党书”——《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胡乔木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博古等一群知识青年把《解放日报》办成了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党报；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王学文1937年到延安，翻译了《政治经济学论丛》《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还参与了解放区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工程师华寿俊造出马兰纸，基本满足了边区出版、办公、学习和生活用纸需求……
冼星海说：“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知道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生活即安定，也无干涉和拘束，我就开始写大的东西。”经过马列主义的洗礼，冼星海创作了《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特别是《黄河大合唱》，包含天地元气，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奋斗的精神，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力量及信念。这样的作品，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写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