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青年流行“上延安”(2)

日寇铁蹄践踏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流亡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纷纷涌向延安。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诗人何其芳说。
“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观。
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置了许多关卡，依然挡不住“上延安”的知识分子。
上延安！从西安到延安，大多数人是徒步去的。这一路，走一山来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岭来又一岭，岭岭重重，得走十几天。这一路，山高路险，还得突破一个关卡又一个关卡，应对种种盘查、刁难及危险。
上延安！诗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国民党的高参，作家严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参的夫人，严辰扮作秘书，作家罗烽扮成勤务兵，画家张仃扮作随员，一路上经过国民党的四十七道检查哨卡，终于踏进边区的土地。张汀兴奋得不能自已，像个孩子一样，倒在地上打起滚来，放声大笑，又匍匐着，捧起边区的一把黄土，深情地放在鼻子下闻呀闻呀，他仰起脖子，摇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声朗诵：“啊！母亲，我的母亲！”
上延安！音乐家冼星海在抗战大后方武汉看到，周围许多人“报报到，说说笑，看看报，胡闹胡闹，睡睡觉”，天天就这样混日子。他十分苦恼： “渐渐，我无法创作，我渴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这时，红色延安向冼星海招手了。“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我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1938年冬天，冼星海来到了延安。
上延安！“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任革命军第一军团秘书的汪雨相夫妇，带着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儿媳、女婿一共28人，1937年奔赴延安。国民党元老李锡九的女儿李之光和她的四个女儿，分别到了延安，李之光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担任院长。四川万县的青年教师熊道柄率领妻子、堂弟、侄儿等7人，一路走到延安……
“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情景，正如柯仲平写的那样：“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舍弃安逸的生活，一路跋涉，一路风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延安，加入革命队伍。到抗战后期，全国各地汇集到陕甘宁边区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