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1962年|摄影如何成为当代艺术(9)

贯穿其职业生涯始终的是，萨考斯基坚信摄影艺术蕴藏在其媒介自身的历史与传统之中，而非与绘画、素描或任何其他艺术媒介之间的互动中，他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不同的艺术”。这一本质上属于现代主义媒介自主性的观点，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对绘画与雕塑的看法十分相似，于是也使萨考斯基汇入了当时现代艺术思想的主流。不过，这也让摄影与更大的艺术世界区隔开来，使其成为视觉艺术中独立却相对弱势的分支。正如几年前最高法院所宣称的那样，分离并不意味着平等。
这种隔离还有一个坏处，那便是，由于与其他艺术相比，当时的摄影只是小打小闹，缺乏井然有序的市场生态，学术界或博物馆也没有相应的完善支撑。于是在纽约之外，那些与摄影创作相关的艺术家只能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生存。1962年11月，在纽约罗切斯特的摄影博物馆乔治·伊士曼之家（George Eastman House），副馆长内森·莱昂斯（Nathan Lyons）组织了一次全美范围的高等教育摄影教师会议。大约有3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乔治·伊士曼之家博物馆馆长博蒙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以及新上任的MoMA摄影馆馆长萨考斯基。
会议旨在理清学术环境中摄影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这也直接导致了一年后摄影教育学会（Society for Photographic Education，以下简称SPE）的成立。里昂意识到，高等教育中的摄影教师面临着大量问题。对于摄影专业的新生而言，他们还要面对来自学校师生群体对摄影的各种偏见。作为新型教学的先行者，他们的课程几乎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考。除了当时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和其他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手册，他们缺乏大量的文献资料。从1963年开始，SPE每年都举行会议，让摄影老师们分享他们的教学方法，交换他们院系之间关于摄影的种种“斗争”趣闻。不过在这几天里，他们能够浸润在一个将摄影严肃地归为艺术媒介的氛围中交流。起初，只有受邀者才能入会。
摄影作为一门高等教育学科被广泛认可，始于战后艺术学院和大学艺术院系的一些摄影工作室项目，并随后扩展到艺术史系。SPE的会员人数从六十年代初的30多名增长到八十年代末的1500多名，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教授摄影的大学数量也在增加，甚至连康奈尔大学（Cornell）也把摄影作为本科和研究生艺术课程的一部分。六十年代末我曾试图在那里学习摄影，不过运气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