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1962年|摄影如何成为当代艺术(8)

李·弗里德兰德，《纽约城》，1964年
196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摄影展日程由当时该部门主任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负责，首先是哈里·卡拉汉（Harry Callahan）和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双人展，随后是来自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一场小型展，展出的是一系列近乎抽象的彩色摄影作品（从当时的艺术潮流看，彩色摄影在业内还是新鲜事物）。不过，博物馆对于摄影的规划，乃至整个摄影艺术的面貌都将迎来重大变革。
当年夏天，博物馆发布了一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告。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一位在美国中西部初露头角的摄影师将成为新一届摄影部主任，取代时年83岁高龄的斯泰肯。在斯泰肯的领导下，博物馆的摄影项目似乎更多只是为了达到受欢迎的目的，而非严谨的摄影批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著名的展览“人类大家庭”（The Family of Man）（1955），该展览在全世界巡回展出了八年，有数百万人观看。斯泰肯还策划了其他一些颇受欢迎的主题展，如“太平洋的力量”（Power in the Pacific）（1945），其策展目的主要在于爱国主义而非审美。在没有大型展览期间，斯泰肯还策划了关于聚焦、运动以及一些特定主题的小规模群展。
萨考斯基对于利用摄影媒介揭露社会弊病或实现理想抱负并没有兴趣，也不想继承斯泰肯的遗产，即广受欢迎的主题摄影展。例如，他对三十年代的社会纪实摄影的兴趣，并非针对农业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后称FSA）这一涉及十几位摄影师记录贫困的全国性项目，而是针对他深深崇拜的一位FSA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的作品。在向摄影史上的伟大人物表示敬意的同时，他发现日常生活摄影在某些方面同样有趣。由小镇照相馆拍摄的商业照、生活快照以及日常肖像照都吸引着他的目光，因为他坚信——正如他在1964年的“摄影师之眼”（The Photographer’s Eye）展览中所提出的假设­——摄影经由日常使用塑造了一种经验传统，摄影艺术由此产生并找到了依托。
萨考斯基对于摄影如何成为艺术这一问题有着复杂甚至困惑的理解，他对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李·弗里德兰德（Lee Friedlander）和加里·温诺格兰德（Garry Winogrand）的认可，以及他那些精彩而雄辩的著作和讲座——更不用说他作为一位强大的博物馆掌门人——使他在三十年里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991年退休）。尤其是他的写作，似乎带给了摄影一份思想的重量，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一媒介似乎变得越发重要，并吸引了批评家、策展人，以及该领域之外的广泛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