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双城记》女性形象——论完美露西的虚幻与德伐日太太的凶残(3)

她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缺乏温柔的结果。”[3](P132)当然，也是俗约束缚的结果。太多的避讳和失真封印了露西女性形象中人性的“美”。即便狄更斯在小说中连续设置了三个追求者，分别衬托露西的无辜、圣洁、妇德，但那高呼仁爱、为坚强而眩晕的情感、在小说中戏剧化的言语更像是套用了传统道德理想和现实价值标准对善和美要求的程式，难以使人共鸣。这种抒情之直白、刻画之粗粝，与狄更斯极力向人们展现的“心灵伟大”女性形象背道而驰。朱虹评价《双城记》时说：“‘多余人’卡顿最后弄得哭哭啼啼，与其说是为爱情赴死，倒不如说是死在一汪人道主义的泪水中。”[6](P73)这从侧面指出了道德情感的灵性丧失。
实际上，萨克雷在其《彭坦尼斯》序中也抱怨过小说家所受的限制，说“我们这些作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最充分地描写一个男人。我们不得不遮遮盖盖，赋予他以规范化的品格。我们的社会就是容不下艺术中的自然”[6](P113)。虚伪道德波及语言习惯，甚至到了破坏作品艺术性、灵性的程度，这在男性人物形象中存在，在女性人物形象中更为严重。《双城记》塑造的完美露西形象一直被道德传统和现世价值支配着，成为“夫道中心”的附庸物、妇德闺范的蜡像。狄更斯有计划地剥去露西身为女性的“真实”，用乡规俗约道德的“虚幻”来填充，以适应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主流读者的阅读取向。而在经过俗约标准的雕刻后，被剥去和省略的不再是浪漫，不再是对读者余韵想象和解读空间的尊重，相反，简单的二元对立、天使形象的平面夸大是对艺术思想价值的软化，是在经过明丽的包装后灌输给中产主流读者的一碗道德迷魂汤。
露西形象的典型之处在于，她是一个在长期的父权制度之下诞生的形象，她的“虚幻”来自长期的男性中心的压抑。在“他”的叙述威力之下，露西身处“被纯良”的妇女模板上，接受着虚伪道德的抛光打磨，成了市场和时代追随的教科书经典、仁爱样板。人人都乐意认可“她”无暇的道德纯善，却没人记得起“她”被祛除了的“妇女”的存在逻辑和生存基础。中心话语权的笔杆刻意省略“她”的历史与精神，继而渐渐在时代中抹去“她”作为女性的真实生活与情感。完美露西形象的诞生意在满足传统道德理想与现实价值标准，让这一形象成就其“美”。而小说中讽刺的恰恰就是在“俗约之美”成功之时，中空而粗粝的幻美形象却阻碍了“她”在人性的花园里自由歌唱，剥去了“她”“真美”“真善”的权利，抽掉了“她”足以“不晕倒”的活力，使她虚幻无情得像她在《双城记》小说结尾离开巴黎时的一个转身那样，面对“多余人”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