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双城记》女性形象——论完美露西的虚幻与德伐日太太的凶残(4)

卡顿的牺牲，头也不回地乘着马车消失了。
二、经验改造下的丑：家庭不幸与感性历史观
了解狄更斯的人都知道，狄更斯的家庭生活充满坎坷，而他本人却一直重视家庭的完整。狄更斯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需部职员，年薪超过200英镑，在当时足以算得上生活滋润的中产阶级。狄更斯在英国南部的查塔姆度过了5年最美好的童年时光（1817—1822），随后由于父亲喜欢挥霍，家庭开始常常陷入窘境。为了维持生计，他甚至在12岁的生日那天被母亲送去皮鞋油厂当了童工以贴补家用。这段经历对他造成的伤害很大。狄更斯的母亲对孩子漠不关心，作为家庭长子，他受到的关爱更是少之甚少。[7]积于体内的“怒火”影响着他后来的婚姻与家庭。他好不容易能与一位年轻漂亮、温柔和顺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妻子和家庭主妇生活在一起时，却渐渐发现妻子凯萨琳天资平庸，性格乖僻，对自己的创作事业也毫无助益，这使他对婚后的家庭生活一日不如一日地感到阴郁、烦躁。
后来他把这些不幸经历影射在他的自传性作品《大卫·科波菲尔》里。对现实的不满甚至让他在书中安排朵拉早夭，提前结束了一个夫妻之间不能彼此适应的悲剧。
童年的起落、婚姻的跌宕、追求幸福遇到的坎坷、对现实生活体察的不断改观，这样的生活经验使他的作品常常出现美好与梦魇的交织。他在婚后与凯萨琳分居多年，风流韵事间或有之，但直至1858年他在演出朋友考林斯的《冰天雪地》剧本时和共事的十八岁女伶爱林·特纳恩坠入爱河，才与凯萨琳彻底离异。这个聪明活泼、玲珑娇小的女演员的出现冲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闺范妇德，使恋情中充满争辩、眼泪和感情上的种种痛苦，但让狄更斯了解到更为泼辣、更有个性的另一个类型的女性，使他有勇气作出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习尚相悖的决定。这对他塑造最后几部作品中一些重要的女性形象，很有启发作用。[8](P130-144)其中的德伐日太太，与露西天使的美好交相呼应，塑造了血色革命中一个坚强暴力的鲜明形象。
在1859年问世的《双城记》中，他对幸福的希冀和遭遇的家庭不幸都烙印在两位女主角的形象当中，完美的露西有多柔善，德伐日太太的表现就有多“穷凶”。她犹如复仇女神一般，脸色苍白，全身墨黑，扭曲如毒蛇般的头发上插着一朵令人生畏的猩红玫瑰。她裸露着手臂，擎着浓烟滚滚的火把，领导“雅克”们掀起复仇狂潮，给男人们带来“一刀取侯爵心脏”的惬意的理想。她的号召裹挟着初民似的狂热，使男人们在高烧中失去了时空的观念，带着钦佩的眼光追随着她，“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坚强的女人、崇高得让人敬畏的女人”。他极力渲染这个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一种编织的符号和语言、一本扎实的索命簿般的女性恐怖形象。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也仅仅是主持正义，主持公道，对于心地善良端正的人从不冒犯，而保佑他们平安和幸福；对于心肠狠毒的恶人则穷追不舍，直到像蛇一样的头发把他们绊倒才肯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