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双城记》女性形象——论完美露西的虚幻与德伐日太太的凶残(5)

狄更斯笔下的德伐日太太暴起熊熊大火，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德俗约烧得残灰不留。她的母性如残暴的母兽捍卫着死者的怨灵；缺乏温柔的女权本质破坏了家庭神圣的“夫道中心”思想；对待革命的态度更是决绝可憎，将怒火也烧到了无辜者的身上——任何人也不能凭借他的德行和功绩逃脱她严酷的审判。其“穷凶极恶”，比复仇三女神有过之而无不及。
塑造这样的恶煞形象当然不是狄更斯的目的，“穷凶”的形象是为了彰显“博爱”的主题。安德烈·莫洛亚认为：“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总是在追索一个道德方面的问题。他要披露一样东西，他要谴责一种恶行。”[9](P106)也正如周作人评价阿Q时所说：讽刺的憎恨，其方法或者是破坏的，但其精神却还在这些之上，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因了侮辱损害之道德意识的自然的反应。在《双城记》中狄更斯延续了这个传统，将庄严肃穆的德伐日太太送上了一场充满滑稽与讽刺的葬礼。当普洛丝与德伐日太太交手时，德伐日太太面对这个小人物变得荒唐可笑，连语言上也无计可施（因为她们彼此听不懂英语和法语），最后以扭打在一起不小心中枪身亡告终。德伐日太太一以贯之的崇高和威严“砰”的一声消失了，“穷凶”的形象立刻急转直下，被踩入泥土。小说中言词的转换略显偏颇，实则有作家激进博爱思想的影响——选择用小人物普洛丝身上的爱与善打败了这个“穷凶”的女魔鬼——表现了“穷凶”女即使再过分的狠毒，再悲痛的身世，再聪明的智慧，再狂热的革命，也抵不住狄更斯想要帮助小人物建立美好社会的强烈倾向。
乔治·奥威尔认为：“狄更斯的激进主义非常含混不清，甚至于他对自己攻击的这个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明确的理解，他只是出于感性的概念，认为这个社会出了毛病。他最后只能说的是‘为人行事要正派’。”[10]这正是“穷凶”之“穷”，缺乏真正的历史知识之“穷”。
1858年，婚姻对狄更斯最后的折磨促使他在《双城记》的创作期间执着投入卡莱尔《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的历史观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卡莱尔的影响。写《双城记》时，他曾请求卡莱尔提出一些可供他参考的原始资料。“卡莱尔嘲弄地从伦敦图书馆挑选了足足两车的书派人送到他家里。他又是感激又是吃惊。然而当他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时，越发敬佩卡莱尔抓住了这些书中的要点，熔和成为他那部硝烟弥漫的杰作，‘全书燃烧着战火的精髓’。”[11](P630)狄更斯把酝酿中的《双城记》人物命运糅合进历史进程，并或多或少地借个人思想之诉求加以铺陈敷衍。乔治·吉辛批评道：“狄更斯没有什么真正的历史知识，也并不理解历史意味着什么。”[12](P197)虽然这一评论过于严苛，但狄更斯对“善恶”的思考与判断确实有很大程度是更倾向感性的，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系统性不够强、哲学的理论不够深刻，这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