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双城记》女性形象——论完美露西的虚幻与德伐日太太的凶残(8)

在人类成长史上，长期的性别压制迫使女性退化为从属者、失语者和隐匿者。长久以来，女性自身及其生活都在男性“异样”目光的注视下，也“单一化”地存在于男性作家笔下，男性“包办”了关于女性的“解释”与“注释”。因此，现代作家萧红曾经发出悲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但是，自从进入19世纪，女性作家从幕后走向前台进而坚强崛起，主动书写女性自身及其真实境遇，多维度呈现女性所感所思所爱所行，细腻描绘现代女性的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在对女性的切身关切中引领其在现实生活中改善生存环境、掌控人生方向。随着20世纪以来的女性觉醒，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勃发，女性也终于可以“自己为自己做‘解’和‘注’”。近两百年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拨乱反正、引领风气，确实为女性生存、女性体验、女性声音打开了一扇窗、一扇门甚至建造了一座“自己的房子”，以各种形式拓展了“女性的天空”。
毋庸讳言，在社会生活中，男性往往带着偏见去思考女性问题，即使是对女性的保护行为，实则通过隐形意识的灌输来制造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使女性将传统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与思想。而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也仍然“被监禁在笔杆之中”。因此，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是被塑造的女性镜像、被物化的女性存在、被压抑的女性身份。她们或者落入传统男性刻画女性的窠臼之中，套用“天使与怪物”的模子造出；或者被简化为男性物欲关注的一具肉体；或者被“去性别化”，消灭女性特质。而她们在小说中的命运往往是受人摆弄，为父权做陪衬；在性爱关系中女性是性欲施加的对象，是无法获得爱的无爱女性。更进一步说，被禁锢在文本中的女性无法发声为自我辩白，言语的机会被转移到男性身上，女性被刻写、被代表、被划分为附属的“他者”，女性的“她”性别似乎要消失于历史。
西方的女性议题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以来，已经走过了较为成熟的路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展开了对女性的研究：首先，中国学者从“反抗式阅读”入手，先是追溯历史，寻找女性的传统，建构女性的脉络；随后，在文学作品中、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对女性的发现与对人的发现；最后，通过颠覆式的阅读，即对文学文本的重读与拆解，来重新梳理女性的身份。关于女性的一切看似已经被“研究透了”，但显然并没有。一方面，女性追求平等这一议题从来没有被充分重视，没有形成共识，单看女权主义者们为此不断奔走呼喊，“男女平等”还没有成为“稀松平常的现实”便可知晓。因此，这一话题仍不断被重提，仍不断有研究者投入对女性历史发展、生存境况的探究。另一方面，近几年席卷全球的Me Too运动也掀起了新一轮女性要求“平权”的热潮。在此前提下对女性问题进行研究就是一种对“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