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13)

本书副标题中的“知识”和“智慧”区别何在？两者的区别与意识的佯谬又有何关系？我们都欲求知识，但这种求知以及掌控现实的欲望，其剧烈程度有可能会造成人类灵魂（psyche）的严重失衡。我们可能会忘记，求知欲产生于对现实的理解结构（道）中，人的意识本身只是这个无法彻底掌控的结构的一部分。在求知欲中，我们可能会失去圣人的智慧。知识和智慧将彼此龃龉。
以上关于语言和意识的分析是我们自己“命名”本书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的方式。《道德经》第一章暗示了一种关于意识结构和语言与现实间关系的理论，这套理论在比较古中国和古希腊文学的过程中极富启发性。我们在柏拉图《会饮》（Symposium）中第俄提玛（Diotima）对苏格拉底（Socrates）的评论里（203b-204a）也能找到同样的形象，其中先知讲述了一个神话，把哲学追问（追求爱智）过程中的那种爱欲经验描述为意向性寻求（intentionalist seeking， poros）和有所欠缺的接受性（needy receptivity，penia）的结合。中国的圣人和西方的哲人都表明了那种智慧的本性——在更早的作家（例如诗人）那里已经表达过这种智慧，但终究缺乏分析上的精确与简练——这种智慧让他们能活在无名和有名、整一性的参与体验和自身无法摆脱的个体感的张力之中。
本书选取了从《诗经》（Classic of Poetry，约公元前1000—前500年）和荷马（Homer，约公元前900—前700年）创作之时开始，到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创作之时为止中国和希腊作家的部分著作，对这种张力进行比较性的探索。
在第一部分，我们将比较中国和希腊文学史上最早的且几乎是同期创作的两部作品，《奥德赛》（Odyssey）和《诗经》。第二部分将对观两位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8年）和司马迁的史著。第三部分将比较中国（孔子、老子和庄子）和希腊（柏拉图）哲学中的几个中心人物。我们将看到，希腊的作家们常常强调意向性，而中国的思想家们也许对参与性的维度更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中国找不到强烈的意向性类型或者在希腊找不到参与性传统。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将讨论到的，正是惠子等人的意向主义学说引发庄子站在参与性立场提出批评。无独有偶，正是柏拉图创造了“参与”（methexis）这个哲学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