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不会死，而会更强大(3)

在信息时代，常见的说法是，隐私的侵蚀是一种必然的发展。其实这个说法大可推敲。隐私的丧失并非不可避免，就像它的重建也远非定能实现一样。我们不乏能力重建我们失去的私人空间，关键是，我们有这样的意愿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隐私是怎样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浮现出来的。
隐私的历史
开始于十八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生活条件。它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到处涌现的都市中的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靠种地糊口的农民变成了工资劳动者，延展家庭也被打碎成核心家庭。
这种流动性更强、彼此也更为隔绝的生活创造了新的需求。工业世界和中产阶级的成长破坏了过去的严格的社会界限，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新机会，但它也带来了不安全感和紧张感，出于不同背景和奉行不同习俗的人被扔在了一起，必须找到共同生活的方法。个人和家庭要求划定私人空间，这种需要在隐私权的概念中得到了表达。
隐私权需求也反映在文化和心理变化上。罗伯特·埃利斯·史密斯指出：“隐私权意味着一种自主的感觉，一种发展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生活空间的权利，一种把自己同所有其他人区别开来的权利。”这种感觉促成了“内外之别”，即有些东西是内部的、个人的、私密的，另外一些东西则是公共的，隶属于外部世界。
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人们开始界定保护隐私权的新的社会惯例，政治哲学家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与政府交互中此种权利的至高无上性。在中世纪，权利是与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的（例如，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中的大部分权利，都指向贵族而不是普通百姓）。但是，十八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the Elder）在议会演说中说：
哪怕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中，也可以蔑视国王的所有力量。小屋可能弱不禁风，它的屋顶也许会晃动；风可能吹进来，暴风雨可能打进来，雨可能流进来，但是英格兰的国王不能进来；他的所有力量都不敢穿越这个破损了的房屋的门槛。
从英格兰来到美国的拓殖者分享了这种理念。在美国革命前夕，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对一个陪审团说：“一个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法律在它周围建起了壁垒。”
美国宪法通过以后，人们对在英国统治时期政府滥用职权的情形记忆犹新，要求对个人权利提供明文保证，由此产生了10条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1791年开始施行。第四修正案的语言实际上就是“你的家就是你的城堡”理念的重申。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中被迫自证其罪”。换言之，锁定在一个人头脑中的信息是私人的，不能被强迫吐露，并用做不利于这个人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