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不会死，而会更强大(4)

到十九世纪早期，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已经历历可见。对许多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浪漫主义者来说，工业化和技术威胁到刚刚出现的自我，似乎要把自我转变成一部巨大而无情的机器中可以相互替代的零件。正如尼采所指出，人类挥霍地把所有的个体都用做加热他们庞大机器的燃料，“它把许多人变成一部机器，又把每个人变成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它制造平庸和单调”。超越主义哲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隐退到瓦尔登湖，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抗议说“在每一个地方，社会都在阴谋反对其成员的人性……最被要求的美德是一致性。”
如同工业化威胁到个性，新兴的科学也对自主的自我的概念发起了挑战。牛顿和达尔文的学说令个体变得无关紧要。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决定论者，认定人类行为都是由个人通常意识不到的力量所决定的。
科学和技术提供了一些新能力，但它们也可能吞噬隐私。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了敞视监狱的概念。面对通信技术的发展，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48年出版了他的名作《一九八四》，它似乎是人们有关技术摧毁自由和个性的恐惧的一个大总结。在奥威尔的小说中，一种崭新的技术——电视，可以实现边沁的远见。没有一位公民能够逃脱“老大哥”的监视，就连拥有一个同“老大哥”相脱离的自我的想法，都会被判定为“思想罪”。在“老大哥”的世界里，隐私是无法存在的，因为没有意识，就不可能有自我的感觉。
二十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社会批评家开始认为，对个人的威胁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老大哥”的集中性宣传，而是来自企业、学校和商业文化中要求一致性的压力。现在自我被一种同质化过程所侵蚀，如果说，隐私依赖于独特的认同，那么，这种独特性的丧失就动摇了隐私的根基。流行文化不断反映着这个主题。它的终极表述出现《黑客帝国》三部曲里，在其中，人们所认定的现实实际上是一种虚拟现实，用以服务躲在幕后的阴谋家的需要。
比奥威尔更早，另一位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2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妙的新世界》的科幻小说，与奥威尔的预言不同，他认为人们将不是由于专制失去自由，而是由于享乐失去自由。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认为，不是奥威尔，而是赫胥黎的预言在今天成了现实：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