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几个古地名(9)

[21]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833.
注释
1.上古音构拟据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以下不再说明。
2.《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甘州”，《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下“甘州”。到明代，山名被改写为“甘浚”，山的位置则被说成在城“西南八十里”，“泉甘冽，甘州之名因此”。见《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七，《广舆记》卷九，“陕西行都司·山川”。乾隆《甘肃通志》卷六“山川·甘州府”补充说，府城东北45里之“甘峻山即人祖山，与甘浚山别”。
3.关于吐火罗人与阿凡那羡沃人的古基因比较，目前尚未见到较全面的综合研究发表。欧亚草原在史前曾不止一次发生大规模人群迁徙与人口替代事件。阿凡那羡沃人与著名的牙姆纳亚人在遗传上几乎没有区别，证明了早期青铜时代跨越辽阔空间的基因流动。在青铜时代中后期，代表着辛塔希塔人群基因库之时空延展的安德罗诺沃人群，又以更大的规模占据了阿尔泰山以西欧亚草原的亚洲部分。而安德罗诺沃人或即说东伊朗语（包括斯基泰语、萨伽语、粟特语、巴克特利亚语、月氏语、于阗塞语等）的各种人群的共同祖先。此后他们在该地区与从事狩猎采集的西伯利亚土著民后裔发生大面积基因交流与混合，并经历了一次人口膨胀。因而铁器时代的东西部斯基泰人，从遗传学角度需要被视为在不同地域内各自生成的不同人群。参见：鄂伦托夫特（M.E. Allentoft）等《青铜时代欧亚大陆的人群基因》，载《科学》第522卷（2015-06）;M·
乌恩特兰达（M.Unterl nder）等《欧亚草原铁器时代游牧人的祖先、人口过程及其后裔》，载《自然通讯》8:14651(2017-05)；库兹米娜（Elena E.Kuz’mina）《印度-伊朗语人群的起源》，莱顿博睿书店2007年版。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古代印度-伊朗语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意见还有极大的分歧。参见蓝伯格-卡洛夫斯基（C.C.Lamberg-Karlovsky）《考古学与语言：论印度-伊朗诸语言》以及论文后的九篇评论与论文作者的回应，载《当代人类学》卷43-1(2002-02)。东伊朗语乃至伊朗语族的起源，从根本上说，涉及印度-伊朗语支系如何从原始印欧系共同语的起源地分化出来的问题，唯关于原始印欧语的起源地问题，至今尚未获得确解。有关它的研究史回顾，可参看马洛里《印欧语人群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