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几个古地名(7)

自然地名里的“南山”（在姑臧以南，因名；即今武威西南的祁连山）、“弱水”（今额济纳河），也是出于汉语的地名。
第三组地名占了西汉四郡地名的大半，它们恐怕都是用汉字音写的当地非汉语词语。“删旦”一名在历史上保留了很久，所以即便将之改为“山丹”之后，还不难令人想起，“山丹”的前身原是一个采用治耳式记音的外来语地名。酒泉郡的治所名为“禄福”。这两个字在起名当时还是同义词，至郑玄笺注《诗经·瞻彼洛矣》“福禄如茨”句时，始将其分别为“爵命为福，赏赐为禄”15[21]，后世惯用语遂多写作“福禄”。晋司马彪为《后汉书》续《郡国志》时，即把它误写为“福禄”16，由此透露出，其汉字音写的属性逐渐被人们淡忘。
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名的非汉语性质，从一开始就被治目式的汉字转写形式掩盖起来，以致后人更容易把它们看成源于汉语的地名。西汉最先设置的两郡，其郡名“武威”和“酒泉”应当都是从一开始就被雅化了的汉字音译词。东汉中后叶的应劭谓：酒泉因“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颜师古也说：“旧俗传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2]可见它的真实词源，到东汉后期就已差不多被淹没了。
蒲立本在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的那篇长文《汉族与印欧语人群》的开头指出：“对那些在自身文化具足的传统信念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来说，除非发现具有绝对说服力的相反证据，汉文明的每一种基本成分，包括农业、冶金技术的发明等等在内，都被十分自然地看成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从他们自己的原创性活力中发展出来的。”对河西走廊古地名的分析或许也可以作为某种佐证，表明汉文化从它的最早发育期开始，就在与周边不同人群及其文化的交流互动中，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演进过程。
参考文献
[1]Harold W.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being Khotanse Texts,vol.V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33.
[2][东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92.
[3]J.P.Mallory.The Problem of Tocharian Origins: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being Sino-Platonic Papers,V.H.Mair,Editor.Printed by V.H.Mair,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