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为何是一位伟大的乐队制作人？(3)

沃霍尔鼓励地下丝绒在舞台上进行排练，即兴实验。纽约MoMA的电影档案收录有地下丝绒1966年的“工厂”演出录像，是连续不断的长达近一小时的纯器乐即兴。凯尔在自制的乐器中腾挪，引入他小圈子实验室里的太空音和噪音。里德默默重复着两三个音符的和弦，用墨镜抵挡沃霍尔制造的强光实验。妮可的小儿子坐在大人脚下安静地玩耍。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安那其，直到警察上门告知“扰民”。
和唱片中那些精彩激烈的爆发式即兴相比，这样的现场随性，日常，和沃霍尔那些地下催眠电影的制作风格十分吻合——8小时的《帝国大厦》或是6小时的《睡觉》。
地下丝绒1966年“工厂”演出录像片段，MoMA电影图书馆
进了录音棚，安迪·沃霍尔这位“业余制作人”则安静地坐在调音台后，用他不动声色的方式干预着唱片的制作。他想在唱片密纹间封存他在小咖啡馆里“一见钟情”的声音，于是他总说——
不要变得平滑优美而毁于一旦！
不要被弄干净！
那些满是脏话的歌——确保一字不漏录下来！
（大卫·弗里克《慢慢剥开看》，1995）
录音带过度饱和的音响失真，不甚完美的现场技术所导致的噪音，甚至麦克风的廉价感觉，都被当作一种“美学”保留了下来。
《地下丝绒与妮可》口袋书的作者乔·哈佛用一个理工男十分啰嗦、巨细靡遗，但绝对实诚的求证方法，帮助我们发现了一个真相：没有安迪·沃霍尔，就不可能有《地下丝绒与妮可》。他甚至不厌其烦地从录音技术考证出：黄香蕉唱片的录制，是现场“实时完成”的结果，而非如同时代同样伟大的披头士唱片（《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那样，是层层叠录、精工制作的产品。
而后者，正是沃霍尔所生怕的“过于专业”。在他看来，地下丝绒恰恰好在“自然与粗粝”，他希望唱片成为电影《切尔西女孩》同等质地的产物。
即便半个世纪后听来，这张唱片仍带着一种原始和野生的能量，横冲直撞而来。如音乐人诺曼·多尔夫所说，“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好像是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安迪·沃霍尔与地下丝绒与妮可黄香蕉唱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沃霍尔那个光怪陆离的圈子的听觉再现。就生活与艺术的转换而言，娄·里德是个不亚于安迪·沃霍尔的“狠”角色。里德本人就仿佛来自他歌词里的某个“黑色人物”，他少时因叛逆而接受电击治疗，长期受困药物、性别意识和自毁倾向。沃霍尔习惯于收集各色天才人物，把他们放入自己的电影银幕；里德则既置身其间，又能跳脱其外，他对身边的一切进行“人类学观察”，甚至没有漏掉对 “沃霍尔的观察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