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5)

李大钊在1919年5月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有历史理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三个部分，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3)。毛泽东在建党前的1921年1月就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4)他在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说道，自从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1941年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可是书里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于是“就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还说，读了这些书，“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15)。这里说的“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是指阶级分析和矛盾分析的方法，在实际调查中运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分析和综合，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
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周恩来也说，他在五四运动后到欧洲经过对各种流行的主义和思潮的考察、比较，下定决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16)。
马克思主义就是由于中国社会条件有了客观的需要，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适合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者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因而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发生了联系而得到广泛传播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于1920年出版后，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到大革命失败前共印了17版，就是一个明证。我国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辈，当年就是从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五四运动后，一大批革命先驱顺应历史大势，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符合历史的实际和问题的本质方面，也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对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进行总结、改造、吸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时，必须要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就指出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使之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无疑，离开了对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利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落地生根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