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7)

这就是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中国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就无领导作用了，“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21)。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性质的改变，决定了“五四”后中国新文化的性质及其前进方向也发生了改变。由此，中国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新文化即先进文化及其前进方向，是由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所引领的。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和体现。
毛泽东的这一关于“五四”后中国新文化的性质变化的观点，对于我们观察近现代中国的文化现象，提高辨认和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自觉性，提供了理论指南。比如说，近些年来“民国热”泛起，包括无原则地颂扬已经背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求的文化名人，将其视为人文精神的化身，把人文精神等同于某些文化人的精神，甚至倡导以之作为青年成才的偶像。这是文化方向和成才方向上的误导。
什么是人文精神，一些文化人的精神即人文精神吗?只有放到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中来审视和考察，我们才能有正确的标准。如同并不是存在于一个民族中的任何一种精神都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一样，也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化或文化人体现的精神都是人文精神。纵观古今中外，人文精神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由人类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精神。在一个民族文化的创造、变革和发展中，必然会孕育出这种合乎历史发展要求，以崇高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品格为核心，激励人们前进的宝贵精神，成为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精神世界、精神品格的表征。所以，不能离开一定条件下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抽象地探讨人文精神。以往一些著名人文学者的精神是否即人文精神，要作具体分析。历史上著名的人文学者对于弘扬人文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某些著名的人文社科学者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文人精神”并没有融进当时先进文化蕴育的人文精神之中，即已经离开或背离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
如果把人文精神混同于这种“文人精神”(包括把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混为一谈)，就可能把某种不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求的“文人精神”当作人文精神来弘扬，就会出现导向上的偏差，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在此，不妨再进而讨论对于被称作人文大师梁启超的评价。“梁启超(这里不说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的学术成就涉及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尤以在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成就为多，是我国近代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开创者之一。然而，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史学为例，他在20世纪初痛陈旧史学‘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的积弊，大声疾呼‘史学革命’，开启了20世纪中国史学革命的行程。然而，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致力于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时候，他还始终在‘历史的里头有没有因果律’的问题上裹足不前，认为‘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映’；并曲解中国社会的现实，否认中国社会‘阶级分野’的存在，尤其是大革命时期工农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开始以自己的觉醒在实践中改写着不知有群体的历史时，这位史学大家却走到了自己早年呼吁的史学革命的反面，竟认为中国社会‘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进而指责‘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诬称共产党要把‘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