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写《电影手册》是为了创造新电影(8)

现在少有年轻的电影人能有他们的活力或广度了。

NE：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无论你是一位DIY电影人，还是在更大体量上创作电影，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导演真正以拍电影为生。他们要么是拍广告，要么是教书，要么就真的过得很困难。SD：我们的系统完全反了过来。现在是野蛮生长的美国系统vs高度结构化的法国系统，这有时会让人很压抑。
NE：也许在这个现象上，一种理想化的解释是，在美国拍电影不是为了生存或从事一份工作，而是因为你需要拍这样一部电影。这当然是我乌托邦式的想法：拍电影太难了，回报又太少，会让人孤注一掷。所以当你看到那么多不痛不痒的电影就会感到奇怪：你清楚地知道一个人拍部电影有多么艰难，但依旧在电影中找不到创作者勇气的痕迹。在美国，我们有这样一批处女作：预算在一百万美元左右，也许再多一点，剧作完整，表演出色，根植于一个特定的地方，你能看出来导演和这个地方有着真实的情感联结。这是一批情感真挚的电影，但它们从来不肯真正冒险。电影的结尾总是一点点开放，一点点乐观，不粉饰现实，不那么好莱坞。这就有些过于稳妥了。
SD：我同意。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这就是我真正想回答你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由品行端正和达成共识所定义，人们总想要获得朋友或长辈们的认可，他们并不会追问自己真正想要表达什么，自己能做出怎样的创新。这可不像六十年代，那时不管你看向何处都能发现疯狂的东西，无论是意大利的“长剑-凉鞋”式（古罗马服饰风格的意大利古装片）Z级片，还是帕拉杰诺夫(Sergei Paraǰanov)拍摄的《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Shadows of Forgotten Ancestors)，都够野的！

谢尔盖·帕拉杰诺夫《被遗忘的祖先的阴影》
NE：也许这正把我们引向了我们从对话开始就在规避的问题。在六十年代，电影是最火热的东西，它是那个时代的中心艺术。你在邮件中提到“我们必须改变电影，并借此改变世界”的观点也让我印象深刻：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对绝大部分人来说，现在电影只是许多娱乐形式中的一种。当我和我的戏剧或艺术圈朋友提到一部重要导演的作品，比如加瑞尔、卡拉克斯、洪尚秀，我经常要先花上十分钟介绍导演，然后才能开始讨论电影，因为大家都听过这些导演。但过去可并非如此。那么作为一个一定要通过电影来带来变革的人，你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情况？说到底，你如何继续保持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