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写《电影手册》是为了创造新电影(9)

SD：奇怪的是，我不把电影看作一种衰落的艺术，我告诉自己新的电影形式就快来了。这么说很咄咄逼人，但我们的电影在衰落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在衰落。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疲软、自鸣得意又愤世嫉俗的时代。而这些都会改变，我们有希望能见到一种新的电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读塞尔日·达内，我被他笔下的电影之死迷住了，因为这实在是浪漫又感伤。但很快，这就成了我和他极少无法达成一致的观点。我对电影抱有太强大的信念，我无法告诉自己它会有终结的一天。时代会终结，这无可否认，但也就是时代本身了。
NE：谈到时代，我们在呼吁未来的电影，当然也在着眼当下的电影。《手册》的赞美对一部电影有何实际影响？

SD：我们在法国是最为挑剔和严苛的。那些月刊、周刊和日报每周总要支持四、五部电影。我们就会更严苛些。我们不是为了严苛而严苛，只是讲出了我们的看法。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选择了和《手册》的惯例拉开距离，我不会让最喜欢某部电影的撰稿人来评论这部电影。我们的作者数量众多，任何一部电影我都能得到多达15份意见。我总能找到更中意某一部影片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总能变得不那么刻薄，即使是对一部糟糕的电影，这样一来，人人都开心，制片人和导演不会难受，我们也能和许许多多的电影公司和发行商合作。我倾向于尊重编辑部的整体意见。如果出现意见分歧，就由我来决定我们是否要支持这部电影。我的决定不一定基于我的个人喜好，它应该与《手册》的精神以及我们正在支持的电影种类相关。也许是抒情或DIY电影制作，是这些我们先前提出的概念，对读者来说，这些概念就像是评论的工具。
如果一部电影符合我们想要支持的某种精神，我就会要求编辑部去支持它。这对于形成这些会被广泛讨论的《手册》意见至关重要。至于我们的影响力，很明显有一批作者电影，我们在其职业生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月刊，《手册》的出版日期较早，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是第一个作出评论的，奠定了对一部电影评论的基调。拿一些小规模（小范围上映，成本低）影片来说吧，比如葡萄牙导演米格尔·戈麦斯(Miguel Gomes)的《禁忌》(Tabu)或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Nadav Lapid)的《警察》(Policeman)。我们用了六页来写《警察》，那一期的《手册》在《警察》上映三周前出版，所以我们是第一家刊载相关内容的，效果立竿见影：其他所有媒体随后都报名参加了《警察》的媒体放映。如滚雪球一般，《警察》就这么得到了媒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