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民族：19世纪欧洲族群观与民族主义(2)

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出现的具体过程在欧洲各个地区以及欧洲之外的地区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在缺乏政治组织的地区，例如德国，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可以用来创造和提升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在政府强大的国家里，例如法国和英国，政府和思想家们则无情地压制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关于历史的不同记忆，以便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历史和相似的语言、文化，进而把这种统一性扩展到过去。在多族群的帝国里，例如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那些以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自居的人不仅利用民族主义来要求获得成为独立文化实体的权利，还因此要求获得政治自治的权利。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激发独立运动的典型模式——特别是发生在东欧和中欧的独立运动——都假设创造这些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需要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小撮“觉醒的”知识分子对一个被统治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进行研究；第二阶段，一群“爱国者”向全社会散播学者们的观点；最后，民族运动在第三阶段被传播到最广大的群众中。从18世纪的德意志到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最后到20世纪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亚洲、非洲和美洲，想象的共同体被创造的过程都大同小异。
大多数信奉民族主义的人不会对这个关于民族觉醒和政治化过程的总体描述提出异议。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觉醒的”知识分子仅仅是认识到了一个已经存在的被压迫的民族，还是他们发明了他们所研究的民族。例如，与其他许多学者不同，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伊沃·巴纳克（Ivo Banac）认为：“一种意识形态为了被接受必须从现实出发。民族主义可以尝试讨论一个群体被压迫的状态，但却不能创造这些状态。”在以下这个层面上，他完全正确：如果人们没有被压迫和被歧视过，那么，向他们做出帮他们摆脱这些困境的承诺是不大可能会起作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样公式化的观点却隐含着危险：它意味着，群体——例如历史上潜在的民族——早在被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对每个特定的群体来说，被压迫的境况都是独特的；民族主义是这些灾祸专属的解决之道。
换句话说，即使民族主义并未编造民族被压迫的状态，但它肯定能制造民族本身。19世纪，在革命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随着老贵族阶层在政治竞技场上的明显失败，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创造了新的民族。接着，他们将创造出来的民族投射到了久远的中世纪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