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民族：19世纪欧洲族群观与民族主义(3)

近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文化背景起初是欧洲知识精英群体对古代社会的迷恋，法国和德国知识精英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对古典文化和古典文明的迷恋主要得益于尼德兰、法国和德国大学的培养，比如哥廷根（Gottingen）大学。这种迷恋为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的根本性逆转奠定了基础，彻底消除了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
民族主义之前的群体身份
在中世纪中期和文艺复兴早期，“民族”与宗教、血统、贵族权力和社会阶层一起，为活跃于政治领域的精英们提供了一种相互交叠的、可以用来标识自己和组织协作行动的方式。然而，对一个民族的归属感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纽带。共同的民族身份没有将社会高层与低层、领主和农民团结成一个深刻意识到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更无法通过把民族身份投射到遥远的大迁徙时代来获得最基本的自我认同。相反，他们太过期望能在遥远的古代找到统一性，以至于他们自觉地认同了罗马的社会和文化。
然而，从文艺复兴开始，法国、德意志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却逐渐开始将自己认同为罗马帝国主义扩张的受害者了，比如高卢人（Gauls）、日耳曼人或斯拉夫人。产生这种身份转变的政治背景决定了它们后来不同的走向。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君主政体展现出了惊人的连续性，政府的存在从来没有受到质疑，反而是单一的法兰西民族曾受到过怀疑。在德国，虽然作者们从9世纪开始就偶尔地提起日耳曼人，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日耳曼人政府，他们对日耳曼人文化传统的认识并不一定与政治传统相对应。在其他地区，比如波兰，“民族”感情只是贵族阶层的特权，他们与那些在他们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之间很少有，甚至没有任何感情的共鸣。
法国人关于法国人身份的认识是在绝对主义王权与贵族或平民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国王与贵族，或者说第一等级，就统治权的归属展开了争论。国王和贵族要求获得统治权的宣言都基于这样一个观念：从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时代起，平民，也就是第三等级，构成了奴隶种族，高卢人被罗马征服之后就丧失了自由，因此，他们作为劣等人无权获得政治自主。这一描述利用了一个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古老传说，这个传说用各种思维观念证明了农奴制度的合理性，这些思维观念将农民简化为一种可以遗传的、几乎非人的状态。相反，贵族阶层并不是高卢人的后代。他们是法兰克人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是那些进入高卢，打败并驱逐罗马地主，建立起了统治权的“自由”战士的后裔。这些观点利用了世纪罗马史家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所描绘的形象，他对自由的日耳曼人大加赞颂，和那个时期的罗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