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民族：19世纪欧洲族群观与民族主义(6)

相信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种政治使命，尤其不意味着进行扩张的使命。赫尔德的思想缺乏政治维度的思考，这一点比德国以及每个国家都有权在符合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的观点更能证明上面的结论。赫尔德对斯拉夫人的热情也许比对德意志人的热情更高，他竭力主张斯拉夫世界用自己的文化代替“正在衰败的拉丁-日耳曼文化”。赫尔德和哥廷根学派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文化活动而不是政治行动。
直到拿破仑时期，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才步履蹒跚地出现，它是对法国击败普鲁士和占领莱茵兰地区的回应。1804至1808年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m Stein）是引导民众抵抗法国人的重要力量，最终在民众中激发起了反抗精神。他强烈要求，在法国人被驱逐之后，诗人和作家们都要为塑造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形象添砖加瓦。德意志民族的边界显然是不确定的。先前的神圣罗马帝国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说德语。在普鲁士王国内，除德语外，人们至少还使用六种其他的语言，包括波兰语、拉脱维亚语（Latvian）、卢萨蒂亚语（Lusitian）和爱沙尼亚语（Estonian），不过，大多数知识分子却说法语。说德语的地区不仅因为政治而分裂，还因为方言的不同、宗教和三十年战争以来相互仇恨的历史而四分五裂。
不仅如此，就连普鲁士国王也对所有的群众运动充满警惕，生怕民众会参与到教育和政治领域中。
因此，像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赫尔德和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这样公开支持文化统一体的作家们一开始并没有在政治领域获得反响。德意志的诸侯们在政治统一中无利可图，而中产阶级则没有政治兴趣和政治纲领。瓦恩哈根·冯·恩斯（Varnhagen von Ense）是一位有教养的上等阶层的普鲁士人，当他看到国王因在耶拿会战（battle of Jena）中大败于拿破仑而不得不在1806年离开柏林时，他没有感受到任何爱国主义的忧虑。他与其他和他有着相似出身的人都为国王感到难过，但是，他们“就是无法鼓起任何真诚的政治热情，政治报道和公报甚至都没办法成为他们一整天唯一的关注点”。相反，许多对政治抱有兴趣的德意志知识分子都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以乐观的态度迎接拿破仑的胜利。
支持把赫尔德的文化理想政治化的力量既不来自德意志的主流知识界，也不来自普鲁士国王，而是来自英国。为了继续向拿破仑施加压力，英国试图在法国东面引起民众的反抗。英国希望通过支持普鲁士的造反者开辟出“第二个旺代”（second Vendée），即一个内部的游击队式的抵抗运动，类似于法国保王党在旺代地区顽强抵抗革命的做法。英国的目标与施泰因男爵不谋而合，他确信容克（Junker）阶级已经没有能力挽救普鲁士了，为了能对法国进行更加有效的抵抗，他试图在王国内受过教育的文化精英中培养出一种爱国主义感情。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调动起前几代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感情中的一些元素：强调共同的语言（而不是强调共同的宗教或政治传统，因为这两者根本不存在）；实施一项国民教育计划；强调公民地位是连接民族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这样一来，施泰因的利益与英国人的利益变得一致了，英国对那些愿意将文化和政治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