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我们的心理重建之路(3)

她形容自己失去了“相信的能力”。
刘欣怡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她是一名今年即将毕业的应届生，三月初感染新冠后，和父母一起被转移到定点医院治疗。父亲患有糖尿病，为了时刻注意他的血糖波动，她只能连夜守在冰冷的医院走廊里。屋漏偏逢连夜雨，实习的公司得知消息后，第二天通知她“提前解除合同”。
她在网络上记录自己的心情，没想到却引来一场网络暴力：“他们评论我是‘故意扰乱舆论’‘造谣生事’。我一条条回复过去，但还是被扑面而来的恶意中伤，深夜没忍住哭了出来。”患上新冠后，外界的误解和排斥让刘欣怡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新冠病毒不仅威胁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威胁我们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实验室的文章分析，疫情期间不确定性、社会排斥、谣言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和防备心理，会威胁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
民营机构心理咨询师赵灵芝惊讶地发现，疫情之后的“信任创伤”普遍存在。她擅长家庭关系咨询，最近观察到不少来访的家庭都有类似的表现：“这些夫妇大多是70、80年代的人，他们的整个人生是随着经济腾飞一起的，一直向上走的状态，忽然就来了疫情。疫情三年来，大家的生活时不时被打断，随机降临的风险、停滞无力的感觉、无法控制的恐惧，内心对身边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在咨询过程中，人们常常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这还是我一直生活的地方吗”，甚至有病情严重的患者因无法接受现状，“整天都处于梦游状态”。
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指出，疫情期间的心理伤痕还会隐秘地影响着政府服务水平，如不能及时重视，将形成恶性循环，持续削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处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工等提供服务的人员，其实是疫情创伤的高危人群。高强度工作和精神紧张，导致他们产生‘职业倦怠’，出现情感耗竭和非人格化的表现，容易刻板、无差别地对待服务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老百姓觉得，‘怎么会这样冷漠机械地对待我’。”
在壹心理的联合创始人曹洪雯看来，早在2010年左右，中国就基本步入了“普信社会”，尤其在北上广等大都市，已经形成了高度信任的社会基础，“这波奥密克戎疫情规模较大，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对整个社会的互信关系都是极大的挑战。”
3 创伤的“蝴蝶效应”
疫情创伤之所以亟需重视，是因为它的影响不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