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我们的心理重建之路(5)

是治疗者，也是亲历者和幸存者，这是上海许多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面临的共同处境。他们的三重身份，让创伤变得分外切近。
5月时，江晖参与了一次上海咨询师的团体互助活动，大家互相分享了疫情中的经历和情绪。一名咨询师因全家五口人到方舱隔离，情绪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担忧和无助；另一名咨询师则因为承受了太多“替代性创伤”，一度濒临崩溃。或许是牵起了不忍的回忆，有长达数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接着，每个人都开始倾吐自己的不易，“好像一群委屈的小孩子在诉苦”。但说着说着，“场子热了起来”，一句“我也是”，一句“我理解”，让咨询师们渐渐恢复能量，感觉不再是一个人。
江晖始终记得其中一位咨询师不经意间说的话，“我很惦记着大家”。那句普通的“惦记”，好像抚过他心底一块小小的疤痕，“把大家连在了一起。”
“我们仍在疫情当中。”同济大学精神医学教授赵旭东提醒道。他目睹身边许多医护人员经受了严重的职业倦怠，这让他更加迫切地希望个人和社会能共同努力，走出这场持续性的心理海啸。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减少割裂感。我们能够给予的最大的社会支持，就是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水平，解决实质性的社会问题，及时传递准确的信息、清晰的指令，减少老百姓的恐慌和误解，让城市早日恢复运转。”
“我们要重视‘社会薄弱地带’。一是关注疫情心理问题的高危人群，比如新冠肺炎感染者及其亲属、具有职业暴露风险人群、儿童青少年及老年群体，要提供经济补偿和心理援助，改善其就业和生活环境。二是让心理救助‘下沉’到一线社区，通过走访和宣传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让市民及时了解求助渠道。”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徐一峰看到过不少患者因中断治疗病情加重，这让他分外揪心。因此他建议尽快搭建远程心理治疗体系，应对持续不断的疫情冲击。“疫情对于获取精神卫生服务有破坏性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93%的国家精神卫生服务受到干扰或中断。80%以上的高收入国家都部署了远程治疗体系，以弥合精神卫生服务缺口，而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还不到50%。”
同时，他也希望市民能够积极使用已有的救助系统。“上海市的心理服务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除了市级、区级的精神卫生中心，我们还有庞大的心理热线团队，各个区都招募了许多专业志愿者来接听。大家千万不要耻于求助，要善于利用资源。”